第三，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内生于地方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偏好
长期而言，祁连山环境问题无疑也是内生于经济增长的，正是由于对经济发展的某种强烈“偏好”，才使得建设项目造成的环境破坏迟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这一点看似与西方环境问题的宏观成因也是一致的，但两者实则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环境问题内生于经济增长中的微观主体偏好，是微观主体对于环境的偏好变化形成了环境质量的起伏，但在祁连山的案例中，为何甘肃省主要分管领导到各部门各级官员在18大以来的环境高压下仍然无动于衷，是对市场力量的忌惮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祁连山案例通报结果所说明的恰恰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偏好已经远远超越了市场本身，无论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暂时还比较模糊）但中央最高层心知肚明的是，假借经济名义伤害环境的正是地方政府本身。就此，祁连山环境问题内生于经济增长的更准确表述是，环境问题内生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或更加直接的是，“环境问题内生于政府的偏好”。对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政府对于环境改善的偏好是否与经济本身同步？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出积极或警告信号，要保护环境时，政府是否会同步发出类似信号呢？未必。原因是，政府及政府领导人的决策函数远比经济本身来得复杂，也往往更为滞后。
第四，解决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需要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以上几点分析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在于，解决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首先必须在理论上搞清楚生态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在理论上提出并论证解决办法，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基于政府行为的视角来重构环境经济学。
重构环境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要将政府的行为纳入到污染成因的解释中，这是非常具有中国国情和特色的一个成因，而且这个成因的复杂性在于，政府行为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环境问题中，使得环境问题的解决变得非常复杂。譬如，国有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是交叉在一起的，对环境排污决策有着各自影响，如果不区别开来，那就会陷入传统环境经济学的理论陷阱中。再譬如，产权问题上，产权模糊造成的公地悲剧与公有产权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现行公有产权制度会否造成某种环境保护上的困境？等等。
重构环境经济学的任务之二，如何才能纠正政府行为？克服外部性和界定排污权是环境经济学的两大制胜法宝，出发点都是还原排污行为的全部成本，那么针对政府行为，如何才能还原这一成本呢？
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界定政府在环境破坏中的收益和成本，而要还原政府行为的全部成本，进一步需要的问题在于，究竟是需要依靠政府自身（如上级政府）还是引入市场之手。现在看起来，那些在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譬如环境税，如果不能把政府行为纳入进去，结果就会像当前有关环境税的实践一样，只能在市场层面上规制企业，而无法真正地在政府层面上改变企业。
总之，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派生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其研究前提就是，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来理解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但就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重大环境问题而言，对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系，这样的前提本身显然是错误的，而解决的方法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某种程度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其实就是要一只政府之手与另一只政府之手自身进行作战，市场在此反而是可供选择用来对抗政府之手的政策工具。这一点，无疑是对传统环境经济学的一个颠覆。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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