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概念先行。“三农”是什么呢？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特指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及流动人口等。“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自此渐渐被媒体和官方广泛引用；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
然而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一个形象比喻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解决三农问题实质：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这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具有其一般性，也具有我国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财政是履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对“三农”的投入也是如此，而且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就是财政对“三农”投入的一般特点所在。我国“三农”问题投入的特殊性表现在，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率和收益率低下，自身难以生产满足自身发展的积累。农业是一个特殊的部门。一方面，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受气候条件及其他诸多条件的影响，不仅波动大，而且具有相对明显的周期性。另一方面，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微观经济学中需求弹性表现为e<1,缺乏弹性的物品），需求是相对稳定的。以相对稳定的需求和不规则波动的供给为特点的农产品的供给关系，会使农业部门的生产条件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而这种不稳定，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市场加以克服，进而又会强烈的冲击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为了稳定农业，并进一步稳定整个国民经济，政府必须广泛介入农业部门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将农业部门的发展至于政府的高度关注之下。针对一般性和特殊性，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至今已经历26年风雨。针对改革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和阻力，中央先后制定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顺应和指导了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4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这五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1982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这个文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为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文件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
“十五”期间，国家财政响应第六个一号文件，“三农”政策具有重大创新。具体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即取消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即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改革”即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2.三减免、三补贴。“三减免”就是减免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农业税；“三补贴”就是针对种粮农民实施的直接补贴、针对粮食生产省安排的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仅2005年甘肃省财政投入资金就达1500万元，同时甘肃省财政自筹资金启动了粮食直补政策，2004年和2005年从粮食风险基金中安排资金2.5亿元，对全省种粮农民进行了直接补助。这一“取”—“予”政策，2002-2005年，全省农民累计受益32.8亿元，人均受益40元，相当2005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数(1998-2002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93元增长到1590元，年均增长40元)。“三减免、三补贴”政策的落实，既实实在在增加了农民收入，又有效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200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837万吨，比2000年净增124万吨，是继1998年之后甘肃省历史上的第二个高产年。
3.三取消、三改革。“三取消”的主要内容是：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取消农业税，取消牧业税。2005年甘肃省仅农业税一项就取消了6.3亿元，困扰甘肃省多年的农民税费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三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等相关配套改革。
4.三奖一补。对财政困难县乡政府增加县乡税收收入，对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给予奖励，目的是充分调动地方各级政府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奖励，目的是促进县乡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对产粮大县给予财政奖励，目的是调动政府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对以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地区给予补助，目的是体现公平原则。
5.两免一补。就是针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同时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的政策。初步统计，2003-2005年全国财政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投入3108亿元，用于实施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等项目。2005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70亿元，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70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除学杂费、书本费，部分学生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对中西部地区非贫困县的170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东部地区也安排了16亿元专项资金，使48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直接受惠。2005年甘肃省投入到“两免一补”中的费用就达2亿多元，使300多万农村学生受益。
6.六小工程。指农村节水灌溉、人畜用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和草场围栏工程。“十五”期间甘肃省累计投入资金24亿元，积极支持集雨节灌、梯田建设、水土流失治理、人饮工程、小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5年来，甘肃省新增灌溉面积167万亩，兴修梯田477万亩，治理水土流失1.2万平方公里，解决了467万人的饮水安全，新修改造堤防487公里；投入12.7亿元进行天保工程，投入64亿元进行退耕还林(草)，有4509万亩天然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完成退耕还林(草)面积达837万亩，荒山造林1200万亩；投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助基金2.1亿元，覆盖重点公益林2066万亩。同时，还积极支持了水土保持、三北四期、退牧还草、荒漠化治理和沙漠化治理等生态工程。有效地遏制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实现了生态建设“跨越式”发展。
7.支持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十五”期间国家把提升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到了重要位置，实践证明这是农民增收、农村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财政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甘肃省“十五”期间仅省级财政每年用于支持农业科技进步的资金达2400万元，先后设立了农业科技专项、农业生物技术工程、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引进等农业科技专项，使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有了明显提高；5年来，投入到农业产业化的资金达3.05亿元，重点对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给予扶持。同时，2003年以来，甘肃省财政筹措资金1090万元，扶持了90个以发展特色、优质产业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全省已初步形成了以马铃薯、酿酒原料、中药材、制种、果蔬产业等为典型代表的农业产业化支柱产业，农民、龙头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联度进一步加强，全省农业产业化水平得到较大提升。
8.积极支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新时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可行性选择，它突破了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仅靠农民个人出资的模式，加大了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扶持力度。2004年中央财政出10元，地方财政出10元，农民个人出10元；2005年中央财政出20元，地方财政出10元，农民个人出10元，用于农民大病统筹。同时，建立了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近三年中央财政每年安排3亿元支持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累计救助贫困农民1752万人次；另外，安排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92亿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是2005年农村覆盖范围达到20%，2006年达到40%，2008年在全国基本普及。
9.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既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当务之急。2004年以来甘肃财政共投入资金4100万元，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项目，共培训农民工11万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约10万多人，同时，配合有关部门实施了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和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5年共培训农民20多万人。国家的目标是：2000-2005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1000万名农村劳动力进行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5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5000万名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2006-2010年，上述三个数据分别是5000万人、3000万人和2亿多人。通过培训，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提高了农民增收的能力，有效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益的稳步提高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10.坚持“少取、多予、放活”的支农政策。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目标的迫切需要。近两年公共财政主要从三个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一是“少取”，为减轻农民负担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在1999年规范减负的基础上，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使全国农民从中得到1000亿元的好处，仅甘肃就可取消农业税8.6亿多元；二是“多予”，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在教育方面，积极组织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同时加大农村医疗合作支持力度，支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加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力度，还与有关部门配合，加大对种粮能力的提高、农村医疗保健、农村教育设施、农村水利以及农村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三是“放活”，通过放活土地、放活经营、放活领域、放活空间，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和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综观“十五”期间国家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选择，可以得到三个基本结论：一是近年来财政“三农”政策的内容非常丰富，基本政策导向是一方面取消税费，大力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投入，为“三农”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2004年国家财政支持“三农”的各种投入已超过3000亿元，农民从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投入中直接受益比重36%，比2003年提高9个百分点。这就体现了国家财政重视“三农”、以人为本的政策要求。二是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财政“三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创新，也是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客观要求。三是支持现代农业建设，从多方面促进农民增收。
继往开来，“十一五”计划已经提出，只有紧跟世界的步伐，根据不同的形式，及时调整财政政策，关注民生，只有这样才能开创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依靠国家财政，切实解决“三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