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由来已久。早在14世纪初，英国就注意到了煤烟污染；17世纪伦敦煤烟污染加重时，有人著文提出过改善大气品质的方案①。不过直到这时，污染只在少数地方存在，污染物也较少，依靠大自然的自净能力，尚不至于造成重大危害。环境污染发生质的变化并演变成一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则始于18世纪末叶兴起的工业革命。现代经济史和社会史学家普遍把工业革命视为人类历史或“南一北”差距的分水岭②，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这场革命视为人类环境污染史的分水岭；又由于“从影响全球和区域的环境问题看，主要责任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工业发达国家”③，因此，历史地考察西方主要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环境的污染与治理，审视西方人对待自然的认识或态度，明确树立科学的环境价值观的重要性，就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一、18世纪末--20世纪初环境污染的发生①
从18世纪下半叶起，经过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首先是英国，而后是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和日本相继经历和实现了工业革命，最终建立以煤炭、冶金、化工等为基础的工业生产体系。这是一场技术与经济的革命，它以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应用为基本动力。而蒸汽机的使用需要以煤炭作为燃料，因此，随着工
业革命的推进，地下蕴藏的煤炭资源便有了空前的价值，煤成为工业化初期的主要能源。新的煤矿到处开办，煤炭产量大幅度上升，到1900年时，世界先进国家英、美、德、法、日五国煤炭产量总和已达6．641亿吨②。煤的大规模开采并燃用，在提供动力以推动工厂的开办和蒸汽机的运转，并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时，也必然会释放大量的烟尘、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的污染物质。
与此同时，在一些工业先进国家，矿冶工业的发展既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硫，又释放许多重金属，如铅、锌、镉、铜、砷等，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水域。而这一时期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构成了环境污染的又一重要来源。另外，水泥工业的粉尘与造纸工业的废液．也会对大气和水体造成污染①。
结果，在这些国家，伴随煤炭、冶金、化学等重工业的建立、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出现了烟雾腾腾的城镇，发生了烟雾中毒事件，河流等水体也严重受害。
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其煤烟污染最为严重；水体污染亦十分普遍。除英国外，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的工业中心城市，如芝加哥、匹兹堡、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煤烟污染也相当严重②。至于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其环境污染也不落人后。19、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时人抱怨说，严重的煤烟造成植物枯死，晾晒的衣服变黑，即使白昼也需要人工照明。并且，就在空气中弥漫着有害烟雾的时候，德国工业区的河流也变成了污水沟。如德累斯顿附近穆格利兹(Muglitz)河，因玻璃制造厂所排放污水的污染而变成了“红河”；哈茨(Harz)地区的另一条河流则因铅氧化物的污染毒死了所有的鱼类，饮用该河水的陆上动物亦中毒死亡③。到20世纪初，那些对污水特别敏感的鱼类在一些河流中几乎绝迹了。
譬如，在19世纪，人们曾在莱茵河下游大量捕捞鲟鱼，用鲟鱼卵制造鱼子酱，而到该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数量的减少，明显地受到限制，到1920年就完全禁止了捕鲟鱼。鲑鱼的捕捞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于1955年完全终止了。”①1892年，汉堡还因水污染而致霍乱流行，使七千五百余人丧生②。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因开采铜矿所排出的毒屑、毒水，危害了农田、森林，并酿成田园荒芜、几十万人流离失所的足尾事件③。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环境污染尚处于初发阶段，污染源相对较少，污染范围不广，污染事件只是局部性的，或某些国家的事情。
二、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环境污染的发展
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国家煤的产量和消耗量逐年上升。据估算，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和家庭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硫每年高达几千万吨，其中2／3是由燃煤产生的④，因而煤烟和二氧化硫的污染程度和范围较之前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此酿成多起严重的燃煤大气污染公害事件。如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事件和美国的多诺拉事件。
1930年12月4--5日，在比利时的重工业区马斯河(Meuse River)谷，由于气候反常，工厂排出的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凝聚在靠近地表的浓雾中，经久不散而酿成大祸，致使大批家禽死亡，几千人中毒，60人丧命。当时，西方世界正陷于30年代经济大崩溃的恐慌之中，人们也就无暇顾及比利时的灾难①。
1948年10月27日晨，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山区工业小镇多诺拉(Donora)的上空，烟雾凝聚，犹如一条肮脏的被单。其实，多诺拉的居民对大气污染并不陌生，因为这里的钢铁厂、硫酸厂和炼锌厂等大厂一个挨着一个，日夜不停地排放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但是，像这一次的情景他们却从未见过。因逆温层的封锁，污染物久久无法扩散，整个城镇被烟雾所笼罩。直到第6天，一场降雨才将烟雾驱散。这次事件造成20人死亡，6000人患病，患病者差不多占全镇居民(14000人)的43％。该事件还影响了当年哈里。杜鲁门和托马斯·杜威之间的总统竞选激战②。
到这时，内燃机经过不断的改进，发展成为比较完善的动力机械，在工业生产中广泛替代了蒸汽机。因而，在30年代前后，以内燃机为动力机的汽车、拖拉机和机车等在世界先进国家普遍地发展起来。1929年，美国汽车的年产量为500万辆，英、法、德等国的年产量也都接近20万--30万辆。由于内燃机的燃料已由煤气过渡到石油制成品一一汽油和柴油，石油便在人类所用能源构成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开采和加工石油不仅刺激了石油炼制工业的发展，而且导致石油化工的兴起。然而，石油的应用却给环境带来了新的污染。
这一阶段，“建立在汽车轮子上的”美国后来居上，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其原油产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1930年时就多达12311万吨；汽车拥有量在1938年时达到2944．3万辆①。汽车排放的尾气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以及铅尘、烟尘等颗粒物和二氧化硫、醛类、3，4一苯并芘等有毒气体；一定数量的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在静风、逆温等特定条件下，经强烈的阳光照射会产生二次污染物一一光化学氧化剂，形成具有很强氧化能力的浅蓝色光化学烟雾②，对人、畜、植物和某些人造材料都有危害；遇有二氧化硫时，还将生成硫酸雾，腐蚀物体，危害更大。这是一种新型的大气污染现象，因最早发生在洛杉矶，又称洛杉矶型烟雾。1943年，洛杉矶首次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人眼痛、头疼、呼吸困难甚至死亡，家畜犯病，植物枯萎坏死，橡胶制品老化龟裂以及建筑物被腐蚀损坏等。这一事件第一次显示了汽车内燃机所排放气体造成的污染与危害的严重性。
此外，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的有机化学工业的发展，西方国家不仅合成了橡胶、塑料和纤维三大高分子合成材料，还生产了多种多样的有机化学制品，如合成洗涤剂、合成油脂、有机农药、食品与饲料添加剂等。就在有机化学工业为人类带来琳琅满目和方便耐用的产品时，它对环境的破坏也渐渐地发生，久而久之便构成对环境的有机毒害和污染。
显然，到这一阶段，在旧有污染范围扩大、危害程度加重的情况下，随着汽车工业和石油与有机化工的发展，污染源增加，新的更为复杂的污染形式出现，因而公害事故增多，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数扩大，人们称之为“公害发展期”①。这体现出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危机愈加明显和深重。
三、20世纪50年代一-70年代环境污染的大爆发
20世纪50年代起，世界经济由战后恢复转入发展时期。西方大国竟相发展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在这种增长的背后，却隐藏着破坏和污染环境的巨大危机。因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一方面带来了资源和原料的大量需求和消耗②，另一方面使得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的大量废弃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气之中，最终造成环境污染的大爆发，使世界环境污染危机进一步加重。
首先，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按其发生缘由，可分为几类：(1)因工业生产将大量化学物质排入水体而造成的水体污染事件，最典型的是1953—1965年日本水俣病事件。1953年，水俣湾附近渔村流行一种原因不明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称为“水俣病”。1965年，日本新泻县阿贺野川流域也发生水俣病。日本政府于1968年9月确认，水俣病是人们长期食用受富含甲基汞的工业废水毒害的水产品造成的①。(2)因煤和石油燃烧排放的污染物而造成的大气污染事件，如1952年12月5--8日的伦敦烟雾事件，即著名的“烟雾杀手”②，导致4000多人死亡。1952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也造成近400名老人死亡。此外，1961年日本东海岸的四日市也发生了严重的气污染事件③。(3)因工业废水、废渣排人土壤而造成的土壤污染事件，如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痛痛病事件。197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做出判决，确认痛痛病的病源是神冈矿山的含镉废水。原来，这里的锌、铅冶炼工厂等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神通川水体，两岸居民利用河水灌溉农田，使镉附集于稻米上。人食用含镉稻米以及饮用含镉水后，逐渐引起镉中毒，患上“痛痛病”④。(4)因有毒化学物质和致病生物等进入食品而造成的食品污染公害事件，如1968年日本的米糠油事件。日本北九州的一家食用油加工厂用有毒的多氯联苯作脱臭工艺中的热载体，因管理不善，毒物渗入米糠油中。这年3月，成千上万只鸡因吃了米糠油中的黑油而突然死亡。不久，人也因食用米糠油而受害。至7--8月份，患病者超过5000人，共有16人死亡。一时间，恐慌混乱笼罩着日本西部。
其次，在沿岸海域发生的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被破坏，成为海洋环境面临的最重大问题。靠近工业发达地区的海域，尤其是波罗的海、地中海北部、美国东北部沿岸海域和日本的濑户内海等受污染最为严重。
海洋污染源复杂，有通过远洋运输和海底石油开采等途径进入海洋的石油和石油产品及其废弃物；有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城市和工矿企业排放的、直接流人或通过河流间接进入海洋的污染物；有通过气流运行到海洋上空随雨水降人海洋的大气污染物；还有因人类活动产生而进人海洋的放射性物质①。海洋污染引起浅海或半封闭海域中氮、磷等营养物聚集，促使浮游生物过量繁殖，以至发生赤潮。如日本濑户内海，赤潮频繁，在1955年以前的几十年间发生过5次，1965年一年中就发生44次，1970年发生79次，而1976年一年中竟发生326次。赤潮的频繁发生，是海洋污染加重、海洋环境质量退化的一个突出标志。
再次，两种新污染源一一放射性污染和有机氯化物污染的出现，不仅加重了已有的环境污染危机的程度，而且使环境污染危机向着更加复杂而多样化的方向转化。
放射性污染因利用原子能和发展核电厂而产生。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幸存者中出现了所谓的“原子病”，主要表现为白血球异常增多的血癌。战后，和平利用核能的发电厂则广泛发展。1956年，英国克得霍尔反应堆(Calder Hall reactor)开始发电；翌年，美国宾州船运港(Shipping-port)核电厂开始运转，由此揭开西方国家核能发电的序幕。1960--70年代，核电工程迅速成长。核能在为人类提供巨大的动力和能量时，也产生了核废料以及由这种放射性物质带来的环境污染。更为严重的是，核电厂在运转中发生事故所造成的放射物质泄漏和放射性污染，会对人类造成严重而持久的威胁，美国的“三英里岛(Three-Mile Island)事件”就是典型例证。1979年3月28日，美国宾州哈里斯堡东南16公里处三英里岛核电厂2号反应堆发生放射性物质外泄事故，导致电厂周围80公里范围内生态环境受到污染。这是人类发展核电以来第一次引起世人瞩目的核电厂事故，对社会生活、舆论和世界核能利用的发展都曾带来重大影响①。
有机氯化物污染主要指因大量生产和使用滴滴涕、六六六等农药以及虽非农药但却用途广泛的多氯联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滴滴涕和六六六在40年代被发明出来之后即投人生产，到50年代被大量施用。它通过各种渠道在环境中广泛传播和沉积下来，对植物、动物和人类造成毒害。在60年代，多氯联苯也得到广泛应用。它一般多用作变压器、电容器、蓄电池的绝缘油和热载体以及油漆和墨水等的添加剂。因其用途广泛，需求量极大，损耗量也大。多氯联苯不易被细菌吸收，从而在环境中大量积存起来。它一旦在人体中累积，即可引起皮肤和肝脏障碍；进入孕妇体内则会使胎儿畸变甚至造成死胎。上述日本的“米糠油事件”就是因多氯联苯泄漏致使食物污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总之，到这时，环境污染已成为西方国家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公害事故频繁发生，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数大幅度上升，被称为“公害泛滥期”①。此外，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况且又增添了放射性和有机氯化物两类新污染源。这一切足以表明，在20世纪60--70年代，当西方国家经济和物质文化空前繁荣之时，对大自然的污染和破坏却不断加深，人们实则生活在一个缺乏安全、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
四、西方国家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和治理
西方国家在环境污染发生初期，采取过一些限制性措施，颁布了一些环境保护法规。如英国1863年颁布的《碱业法》、1876年的颁布的《河流防污法》；日本大阪府1877年颁布的《工厂管理条例》等。此后美国、法国等国也陆续颁布了防治大气、水、放射性物质、食品、农药等污染的法规②。但是，由于人们尚未搞清污染以及公害的原因和机理，
仅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或颁布某些保护性法规未能阻止环境污染蔓延的势头。到20世纪50--70年代初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时，西方国家相继成立环境保护专门机构，以图解决这一问题。因当时的环境问题还只是被看作工业污染问题，所以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治理污染源、减少排污量；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给工厂企业补助资金，帮助它们建立净化设施，并通过征收排污费或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解决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问题。此外，又颁布和制定了一些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标准，以加强法治。但这类被人们归结为“尾部治理”的措施①，从根本上说是被动的，因而收效不甚显著。这时，西方国家频繁发生的污染公害事件，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污染了人群的居住环境，损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许多死亡、残疾、患病的惨剧，终于使公众从公害的痛苦中普遍觉醒。
20世纪50年代末，当美国环境问题开始突出时，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Rachel Carson)花费了4年时间，阅遍美国官方和民间关于使用杀虫剂造成危害情况的报告，在此基础上，写成《寂静的春天》一书②，将滥用滴滴涕等长效有机杀虫剂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揭示于美国公众面前。本书在1962年的出版，引起美国朝野的震动，并推动全世界公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深切关注③。到1968年，来自10个国家的30位专家
在罗马成立“罗马俱乐部”，研究人类的环境问题。1970年3月9一12日，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发表《东京宣言》，提出“环境权”要求。同年4月22日，由美国一些环境保护工作者和社会名流发起的一场声势空前的“地球日”运动，更是令人瞩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保运动①。
在学者们和广大公众的强烈要求下，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试图通过国际合作为从事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帮助，消除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会议发布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宣言》第一次呼吁全人类要对自身的生存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因为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同时，它还要求人们与自然进行有效合作，把保护环境同和平与发展统一起来，作为人类的共同目标去实现②。这次会议无疑是世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加深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扩大了环境问题的范围，冲破了以环境论环境的狭隘观点，把环境与人口、资源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力图从整体上解决环境问题。具体到环境污染的治理，则开始实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从单项治理发展到综合防治。
会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对环境的认真治理，工作重点是制定经济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长期政策。70--80年代，这些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上不断增加投资，如美国、日本的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①。它们十分重视环境规划与管理，制定各种严格的法律条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和预防污染，努力净化、绿化和美化环境。此外，还大力开展环境科学研究，积极开发低污染和无污染的工艺技术。“在环境科学的研究过程中，从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摸清了主要污染物质的污染规律。例如，伦敦毒雾是低空煤气污染，有毒物质是CO、 C02、SO：；洛杉矶是高空光化学污染，有毒物质是NO、N02、0，；同时，还摸清了光化学污染主要发生在北纬42度上下的范围之内，并具有静风环境条件下的城市。”②
这样，到80年代，西方国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的环境问题。其中，英国的情况具有代表性。1981年，英国城市上空烟尘的年平均浓度只有20年前的1／8，1980年，全英河流总长的90．8％已无重大污染，：1982年8月人们在离伦敦24公里的一个堰附近，捕捉到20尾绝迹100多年的大马哈鱼，“大马哈鱼的洄游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的反污染工作的一个里程碑。”③
1992年6月。全世界183个国家的首脑、各界人士和环境工作者聚集里约热内卢，举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就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共商对策，探求协调今后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法，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①。里约峰会正式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标志着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环境保护工作又迈上了新的征途一一队治理污染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范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主张成为人们的共识，“环境与发展”则成为世界环保工作的主题。
五、西方人对自然的认识
西方工业化阶段的环境问题，以环境被严重污染为其显著特征。从表面现象看，这是由于工业高度发展和城市人口密集造成的，但实质上，根源在于工业文明对待自然的态度以及由此支配的发展模式。考察西方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或态度不同，他们的行为给自然所带来的后果迥异。
就英、美等西方社会而言，自18世纪以来一直贯穿着两种对立的自然观：一是阿卡狄亚主义(Areadianism)，一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前者又称“田园主义”，是一种与自然亲密相处的简朴的乡村生活理想；后者是一种认为人在地球上的适当角色就是尽量扩大控制自然的权力的观点①，
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在这两种自然观的指导下，西方出现了两种对待自然的态度或不同的环境价值标准：一种把自然看作是需要尊重和热爱的伙伴，另一种则把自然看作是供人类索取和利用的资源。随着工业文明的诞生、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帝国式论点”及其指导下的征服和主宰自然的认识和态度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这种意识本质上是自私的、功利主义的。因此，人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他们能“利用自然作些什么”，而不是“自然是怎么样的”②。在他们看来，地球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环境容量无限，由此支配的行动，必然会失却自然与环境的维度。在实际生产领域，人们势必毫无节制地开发资源，无所顾忌地排放废弃物，这即是所谓的“掠夺型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模式，它追求的是“满足高物质消费的发展需求”③，在发展经济时缺乏必要与妥善的环境规划与养护。因为人们相信，“随着工业化急剧发展而迅速增加的工业和农业废弃物能够通过这种方法清除，即把废水与废气尽可能地散播于更广阔的空间，从而把有害物质尽可能地在大自然稀释。”④由于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西方国家在生产力成百倍地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迅猛推进的同时，却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学者们纷纷深刻地反思他们赖以生存和时时享受的工业文明以及工业文明对待自然的态度。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回顾工业革命的历程及其后果时，有一段令人触目惊心的描述①。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发表的意见则更加明确和尖锐。他们认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根本灾难是“人灾”，是由于“人类反叛自然界”而产生的，因此，十分紧迫的任务是：要求科学家以及现代所有的人，“无论如何要从自己生命的内部改变对自然的态度”；必须克服“人类中心”的虚假观念，重提自然所具有的尊严性问题；必须改变威逼自然的态度，重心恢复人类以前对自然的“崇敬”和“体贴”②。在这种氛围下，西方国家和社会普遍从自己所造成的恶果中醒悟，懂得了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它们开始冷静地反思过去，转变并抛弃无视自然的传统观念，确立重视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并协调发展的现代观念。在行动上，西方国家积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少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建设统一起来，在增加经济投入的同时，普遍增加了环境投入。不仅如此，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转变，开始自觉地把消费与环境联系、统一起来。据联合国对15个发达国家的调查，多数国家愿意以放慢经济发展速度、降低消费水平来保证环境质量的提高③。人们消费观念的这些变化，无疑会对环境保护产生积极影响。此外，环境道德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范，约束和调节着人们的环境行为；对环境美的追求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破坏环境美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社会行为。环境道德观念的形成，说明西方社会对人与自然之关系问题的处理，已从法律和行政的层次扩展到道德层次，进入更为自觉的阶段。
西方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表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否定自然(即无视自然)到肯定自然(即重视自然)的过程，这是人类环境价值观由不科学到科学的转变。在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今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重蹈发达国家覆辙的情况下，从道德的高度看待人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呼吁全人类树立科学的环境价值观，激发人们保护环境的道德责任感，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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