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说】： 高一的吗??西西........人家滴作业也素这个哦.....
口述记忆中的春节习俗变迁
（1949～1989）
马 潇
【摘要】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习俗在现代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本文在212份关于1949～1989年间春节记忆的口述史材料基础上，考察个人及家庭实践视角下的春节习俗变迁。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一、在家庭经济视角下，春节习俗具有“层化实践”的倾向，并举例呈现这种“层化实践”的运作逻辑和状况。二、国家权力对春节实践的影响和重塑，以及个人及其家庭的应对。三、在仪式操演的视角下，商品化对春节实践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新颖的口述史材料，在个人实践和记忆视角下解释春节习俗的变迁，并提出作者关于节日研究的反思。
【关键词】春节习俗；口述史；国家权力；仪式操演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公元六世纪中叶，梁朝宗懔（公元约498～561年）在其开创性的地域岁时节令风俗专著《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了荆楚之地过年的习俗：“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贴画鸡，或斲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凡饮酒次第，从小起。梁有天下，不食荤，荆自此不复食鸡子，以从常则。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又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意’。” 学者们盛赞这部典范性的岁时志一改先前月令式的政教体例和文人式的玩赏究奇，独到之处恰在以平常人的视角描述节庆生活的个人体验，是“一种动态的古代田野记录” 。
作为新年的春节，在辛亥革命以前称“新正”、“元日”等，自汉武帝颁布《太初历》始定于正月初一。辛亥革命后公历农历并行，则将公历新年称“元旦”，旧历正月初一称“春节” 。时至今日，起源于年终“腊祭”的春节仍然是中国人头等重要的节庆。然而，《荆楚岁时记》所力图规避的两点毛病却依然存在于现今有关年俗的著作中。介绍春节习俗的书籍和文章汗牛充栋，其内容繁简不一，侧重不同，但其叙述模式不外乎年节传说、溯源、历史记载、各地习俗事象及其解释。研究性的民俗著作或是孜孜不倦地梳理古籍文献中的记载，或是抽象地思索节庆习俗背后的宗教、仪式、内在意识等深层涵义。无论是介绍性还是研究性的著作，都参照一个固化的春节样本去研究，可以理解，在它们的叙述中，最常用的行为主体是“家家户户”。然而，这种既群象化又无时效性的记述模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芸芸众生几乎是毫无二致地进行其春节实践的，并且这一“传统”看似如磐石般牢固。
但事实上呢？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起点上，我们赫然发现，“捍卫春节”的呼声此起彼伏。需要“捍卫”，即意味着这一“传统”有遗失的危险。例如，团年饭搬到酒楼，拜年用短信了事，越来越多的人在春节旅游、上网，潇洒自在；对此，老人们哀叹年将不年、淡而无味，而一部分民俗学家则到处宣扬回归“传统”。近几年，伴随春节而来的渲染着喜庆红色的报纸，开始喜欢一遍又一遍地“复述”春节“传统”和各地的奇风异俗。春节在现代人那里似乎失去了原有的滋味，而那些介绍性的著作又好像旨在帮助人们重温春节的热闹。
但春节“传统”是什么样子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抄录、对内在涵义的穷索将春节描绘得越来越生硬和跟不上时代，变成了专家学者的“内部知识”。研究者们忽视了的问题是，所谓的春节“传统”在普通的民众当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实践形态？他们的春节实践都是整齐划一的吗？是什么导致人与人之间在春节实践上的不同？即使是同一人的春节实践是否随着时间而变化？是什么影响了这些变化？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和变化？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随着政权交替、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政治运动的影响，春节习俗的变迁尤为剧烈，并且我们可以预见得到这种变迁深远的影响力。然而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离散的个体的声音却常常被淹没而无法得到反映。传统的文献研究范式由于自身的局限，无力反映剧烈的习俗变迁形态，也无法展现个体实践的形态。因此本文拟使用与文献研究相别的另一种史料——口述史材料，主要以个人及其家庭实践的视角来观察1949年～1989年之间的春节习俗变迁。
一、口述史
本文的研究材料是212份关于春节习俗的口述记忆文本记录。口述记忆，通常被称作“口述史”（Oral History）。“20世纪60年代末叶以来，由于口述史特别适于阐述新近的社会史，它在英国及其他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由于长时段变迁的研究存在受访者一般年纪较大的问题，考虑到他们对更早时段的具体事件情形及其发生时间很可能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记忆，一般认为对重复性经历的调查访谈更适合口述史研究，如日常生活史就是一个重要的领域，经典的应用范例是保罗
•汤普森（Paul Thompson） 的《爱德华时代的人》。在中国，由于其特别适合于研究新近社会历史，在应用上也非常灵活，因此除了史学，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也备受青睐，至今方兴未艾。虽然中国目前仍是介绍西方的口述理论为多，但也有一些具体的口述史成果。如孙立平、郭于华等著名社会学家所主持开展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搜集与研究”计划已进行了9年，选取河北、陕北、四川和东北的四个村子进行口述资料搜集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 。不过这种以口述史为主要材料的研究目前以事件研究为主。
无庸讳言，口述史材料的真实性在理论上是无法验证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仍然就口述史材料的使用持疑虑的态度，“其原因部分在于史学家不愿突破史料必须具有当代性（Contemporaneity） 这一原则，而口述材料却难免带有一种事后认识的因素。” 的确，在运用口述史材料的过程中必须明确的认知是，受访人的感情、态度、兴趣会导致记忆被有重点地选择和剪裁，这往往出于事后经历的形塑，并不能完全呈现访谈内容发生当场的情境。但口述史材料亦具有无可比拟的其他妙处。尽管个人事后的回忆并不是非常精确，但仍然可以作为再现往事的有效手段，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实际上的“真实”，但至少是从现在观察过去的心态真实。这些受访者如何吸收、储存、解释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历史政治的关系这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之一。如方慧容的一项关于土改时期农民社会生活的口述史研究，就非常细致地探讨了历史记忆的叙述特征，提出了“无事件境”的概念 ，并展示在“无事件境”记忆与权力关系下被重塑的心态之间的错位，对以发现现实“真相”为目的的口述史调查进行了反思。其次，口述史材料往往与个人生活史相勾连，具有个性和动态的特点，比起文献材料来，其经验更生活化，更富有人性，其变化更加详细，其认知也不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屏蔽，作为逸散的平民叙事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而反过来，也有研究指出，成年早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对个人心灵影响尤其深刻，即当时的体验也会影响事后对其它经历的看法和现在的认知框架。限于篇幅，此处不拟对史料运用的方法论专门进行探讨，但需指出，口述史方法论与其说是作为书面文献材料的补充和验证，倒不如说是在与书面文献材料的碰撞中互相启示。
二、记忆
口述史材料无可避免地受到记忆问题的困扰。关于记忆理论的研究，尤其是社会记忆的研究比较多，由于本文主要并不着力于此，故仅仅提一下最相关的研究 。在个体记忆方面，巴特莱特通过实验考察记忆的全过程，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模式。他用实验结果否认了当时流行的“痕迹”理论，提出记忆不是记忆“痕迹”的重新激发，而是反复推敲的构念（construction），由此强调了记忆过程的主动性。他常被印证的两个贡献是“心理图式”（schema）理论和对记忆的社会决定作用。在巴特莱特看来，“心理图式”指根据过去的反应或经验将新的外来经验组织成统一体的作用，意即新的经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被有组织地积极地组合进往事的“图式”中。记忆的社会决定作用指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看，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会存在某种“倾向”（由欲望、本能、风尚、兴趣、情操或理想等组成），而这个群体的共同“倾向”将会在个体中唤起一种积极的倾向以对“心理图式”进行构念。
在社会学领域，涂尔干曾在纪念仪式的讨论中草草强调了一下群体记忆，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是他的学生哈布瓦赫。哈布瓦赫在其《记忆的社会框架》中认为个体性的记忆由于人类所使用的语言、逻辑和概念等，无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框架的结构性限制。他认为纯粹的个人记忆是不存在，尤其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建构。他强调记忆的当下性，认为“往事”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在“往事”过去之后，由社会框架重新建构的，因此记忆是现在、过去和未来 。如今这已成为讨论集体记忆的基点。不过，他的理论更多建立在统一的社会群体当中，其所关注的是公共记忆的建立中统一的方面。事实上，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之间的记忆并不一定是同质的。围绕公共记忆的形成，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争夺话语空间，存在着对抗、妥协、融合、依存等复杂的权力关系。
保罗
•康纳顿在研究社会记忆之时更关心维持群体记忆的传送和维持的方式。他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具有某种操演的能力）三种记忆。他注重的是记忆的纪念仪式以及如何通过仪式的操演（即身体实践）来保存和持续地传送记忆 。
在本文当中，我们对仪式概念的理解大体采用保罗
•康纳顿的用法，即在广义的理解上运用“仪式”这一概念。在本文当中，仪式是一整套的行为方式，既可以是特殊场景下的神圣典礼，也可以是世俗的礼仪和做法。基于这样的界定，诸如吃年饭、放鞭炮、贴对联、给压岁钱等都属于“仪式”的实践。由于在本文的研究对象及其口述史材料中，主要是对春节的事象进行描述，受访者并不非常关心这些事象的作用和意义，而更多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惯性来实践，因此本文也不拟涉及仪式的功能性意义和象征性意义的探讨，而是主要强调仪式的操演性，以及这种周期性操演对记忆和实践的影响。
在春节习俗的变迁当中，政治权力、文化传统、家庭因素、地域社会以及个人生活史都在春节这一场域中发生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所使用的口述史材料的性质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个人叙事，而透过个人的生活史也生动地体现了个人及其家庭在春节的场域中如何与经济压力、国家权力及商品化经济相关联，并再生产新的文化和历史，换句话说，我更为关注的是在家庭经济压力、国家权力与社会商品化的影响下，个人及其家庭在传承春节习俗上所做出的应对实践。这一方面是由于个人及其家庭一直以来都是春节习俗传承的基本单位，另一方面则为我所使用的口述史材料更关注自身及其家庭的特性和优势所决定。由于家庭在中国社会里的核心作用，数不清的著作和学者长期关注家庭制度，有关家庭制度的描述和大量细致的家庭生活民族志数不胜数。但它们更多地是从宗族以及亲属关系之中进行的，也就是说研究的重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节庆及其他宗教性、宗族性的仪式变迁研究在最近一段时间也成为关注的热点，但大多数的探讨重点是这些仪式是如何被组织运作以及如何表达和形成了认同等，重点在集体性而非个人的实践。偶有个人心态史的探讨 ，但很少牵涉节庆。在既往的春节研究之中，个人及其实践很少被作为观察视角而研究，对于传统仪式的变迁偏向于文献整理，既无法使研究与事实的现状保持紧密的结合，也无法从个人实践的角度理解和反省。在这个意义上，也许重新表述个人及其家庭实践视角下的春节习俗变迁状况，观察在春节习俗变迁中各种力量的互动机制和重塑效果，可能将是一项多少有点价值的研究。
第三节 研究材料
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史调查的尝试，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以“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五个春节”为题，组织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部分本科学生利用2004、2005年寒假对其长辈做了一个专题访谈。访谈的主要内容是请受访者叙述其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五个春节的经历。访谈的目的是通过挖掘在民间口头传承中的年俗记忆，为研究各地春节的习俗变迁进行初步的材料积累工作。为了使访谈材料具有某些一致性和可比性，设定了1949、1959、1969、1979、1989年的春节作为访谈重点提示年代。本文即是基于这批材料基础上的初步尝试分析。由于材料搜集仍处于初步阶段，本文所使用的口述材料共为212份。为了尊重受访者的隐私权，本文在以下的论述中所标识的人名都是已经过处理的化名，并不是原名，请勿对号入座。
口述史材料的搜集是一种运作成本极高的方法。虽然在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的独特优势在于有大量较高素质的学生可供借用，但由于精力及财力所限，仍难以十分精确地按科学统计规则进行大量的样本搜集，现唯有暂时组织学生对其长辈进行访谈。这样的采样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学生本身在地域分布、城乡分布上的不均匀，也将导致样本的不均匀，因此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口述史材料样本的基本情况。
一、年龄
由于本文访谈内容涉及最早的时间在1949年，因此受访者的年龄相当大。一般来说，大部分受访者在1949年都已经超过记事的年龄即六、七岁以上。部分未达到记事年龄的常常会向调查者补充从其兄姐、父母等亲戚朋友处得来的印象。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是，调查者采访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受访者，他们接替性地回答5个年代的信息，年代稍后的情况由较为年轻的受访者讲述，而年轻的受访者在1949年甚至1959年时很可能尚未出生。还有较为少见的情况是，调查者出于客观原因没有找到适合的受访者，因此其访谈的内容没有从1949年起始，而是从1959或1969年起始，他们的受访者年纪也相对较小。有个别访谈由于资料缺失，无法核实年龄信息，在以下的统计中，只统计有准确年龄的，无法核实年龄的不包括在内，年龄模糊的按大致年龄段计算。此外，本文所涉及的年龄，均是以2005年受访当时的年龄为基准。
在能够统计准确及大致年龄的223个受访者中，40～49岁的18人，50～59岁26人，60～69岁59人，70～79岁95人，80～89岁23人，90～100岁2人。最低42岁，最高92岁。年龄分布示意图见表1-1。
图1-1
受访人的年龄对本研究的影响必须加以强调。有必要时刻提醒注意，本研究所反映的主要是60～80岁的老年人的记忆，同时也是他们的观点，这在现在来说属于相对较为保守的世代。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包含其他的世代。
二、性别
能够统计性别的222人中，男性受访者116人，占52.3％，女性受访者106人，占47.7％，还是较为均匀的。在本文的研究当中，基本不涉及能够造成明显性别差异的事象的讨论。
三、地域
由于中山大学地处岭南，学生中广东省籍的占大多数，这也导致我们的样本在很大程度上偏向广东省。由于本研究基本上抽取的因素都是如鞭炮、对联、祭祀等全国比较普遍的春节事象，因此地域因素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由于广东省开放较早，相对内地经济比较活跃，也最早受到港台的影响，其习俗变化可能更为敏感，走在其他地区的前头。此外，祭祖和宗族活动在华南地区也可能更加明显一些。在统计中，曾经迁移不同地方的，基本上按其在考察时间段中居住较久的地域统计。
在可以辨识地域的226例中，广东省共占141例，占总数的62.4％，其中广州市36例，潮汕地区25例，其他地区80例。其他省区，东三省共13例，湖南11例，广西9例，山东7例，四川（包括重庆）、湖北各6例，江苏、安徽、江西、海南各4例，浙江3例，山西、福建、贵州、河北各2例，天津、西藏、云南、北京、河南、内蒙各1例。
四、 职业
必须承认，关于职业的统计并不完全准确，有比较多的受访者没有提供职业的信息，而有些则在几个职业中转换。在206例提供职业信息的材料中，农民74人，职工59人，干部24人，教师20人，医务人员13人，商人6人，家庭妇女4人，工程师3人，船员2人，军人1人。如果考虑到干部、教师、医务人员、工人、船员中有不少曾有农民的背景，事实上农民的比例应该更高一些。见图1-2。
图1-2
五、文化程度
关于受访者文化程度的资料缺失比较多，一般只有有学历的才标明，以下是明确标识文化程度的：其中大学（包括专科、师范）23人，高中（包括中专）19人，初中22人，小学26人，私塾教育9人。相信没有表明的部分绝大多数是文盲，估计约120人（如以219例来计算）。可以理解，这批口述史材料的受访者文化程度可能比同一年龄段的全国平均水平要偏高一些。很可能是因为调查者往往调查较为亲近的长辈，而能够培养出重点大学本科学生的家庭往往文化程度比平均水平要高一些。受访者文化程度分布见图1-3。
图1-3
本文以212份口述史材料作为分析和立论的基础，试图解释影响春节习俗变迁的各种因素，以及春节习俗在这些因素影响之下的变化状况。其数据可能过于粗疏，可能会被认为没有代表性。有必要说明一下，由于观察和统计的通常都是超越地域和文化程度的核心要素，应该说，对本研究没有太大的影响。本次访谈调查是一次尝试性的实验，在访谈的时候并没有预设到本文的研究重点和框架，因此在访谈时没有考虑太多的变量，比如年龄、地域、代际、城乡、性别、家庭背景等，分析的数据可能不够准确，但本文重在显示一种以个人生活史为视角的观察，与其说是对春节习俗的详尽概括描述，不如说是意在发掘习俗变迁中民众对待传统节庆的心态图景，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变化趋势。本文尽力去展示不同个体的生活经验，但是限于所搜集材料的规模和质量，更全面细致的研究有待更大规模和经过科学设计的调查访谈和研究。
第二章 春节习俗变迁概况
212份口述材料展现了受访者们如何过春节的图景。从记忆的角度来讲，这当然并不是一幅详细而完整的全景图，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片断史。这些片断史是现在重塑的过去，它的选择经由事后的经验而有所不同。受访者所着重讲述的是他们在现在感受尤其深刻的片断，以及根据过去经历总结的当下经验。对于关于春节习俗变迁的访谈而言，他们的叙述中含有其自身对变迁的梳理和重构，他们以什么样的叙述方式和叙事逻辑来整理他们的记忆，可能取决于他们如何感受以及为解释这个感受而找到的因果联系。在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之前，历时地概述一下受访者叙述中各个时段的大致概况，可能对后面的分析有所助益。在概述中主要叙述的事象包括贺年特色食品的准备、年夜饭、祭祖、敬神、压岁钱、春联、鞭炮、拜年、娱乐等几个方面。有一点要说明，虽然我们以1949、1959、1969、1979、1989年为提示年度，但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会做出此年度前后数年情况的描述，而不单局限在该年。因此，准确的说，我们所概述的是在这个年度左右的时间段的情况。
一、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于1949年10月，由于口述材料的受访者大部分来自于广东省，在1949年春节的时候，大部分受访者所在地域尚未解放。但无论受访者所在地域是否解放，哪怕一直到建国初期，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认为春节的习俗与解放前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他们往往用这一时段的回忆作为一个重要的定位轴，将之后的春节习俗变迁与之比对。
有些特例说明，在1949年春节，战争的漩涡处与平静的非战区是影响春节习俗操演的重要因素。战乱地方的受访者往往没有什么所谓的“春节”。一个记不清楚确切是1947～1949年中哪一年的受访者回忆当时太原的春节时说：“我当时在铁路局，算是比较好的单位了。整座办公大楼有12层，地底下还有3层呢。国共打起来了，大炮也放起来了，全城都乱了，我们还算好，可以躲在地下3层，也有些储备粮，当时也不想过年了，把命活过来也不错了。只是，年三十晚，特别地想家。唉，打仗啊，大家都受苦。那时候，年不象年啊，盼顿饺子，盼一家人吃个团圆饭，比登天还难。”（访谈wyj041）而在已经解放的地区，过年的气氛则欢欣喜庆，在春节增添了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的项目。而在尚未解放但远离战区的地方的受访者按照往年的习惯过春节，贫苦的人在心里头尤其觉得日子有些盼头，因此气氛、心情比平时更好一些。
地方志的描述往往把民众过春节的情形描述得过于单一，事实上家境的不同对过春节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尚未到赤贫程度的家庭，团年饭还能够有上一点肉，而富裕的家庭则非常丰盛。敬神无论贫富很普遍，在一些村落还会有隆重的游神赛会。祭祖是一般现象，有家祭和墓祭之分，在年饭前常须祭祖敬神。富裕家庭也是一样，但祭品和礼仪都更为繁复。是否祠祭取决于受访者所在的宗族是否拥有祠庙。放鞭炮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但鞭炮的形制和长短是家庭经济状况的标志，富人放的鞭炮非常长而且高级，而穷人的鞭炮响数较少，甚至常常捡别人放过的炮中没有燃着的炮来点放。至于压岁钱和对联，富裕家庭通常会有，但在穷人家则视情况而定。有些地方对压岁钱不太重视，如果过于贫穷就免除这一项。而有地方对压岁钱则非常重视，哪怕没钱也要给张红纸意思意思。贫穷家庭有的会买红纸自己或请人代写对联，有些也用贴“利是”（短短的无字红纸条）来代替。禁忌无论贫富都会有，而且比较重视。娱乐主要包括游神赛会、看戏等，一般由富人出钱或社区内凑钱。串门拜年非常盛行，经常挨家挨户拜年，走亲戚、访朋友的热闹情形司空见惯。富人过春节的时间比较长，穷人可能由于不久就要劳作或者亲戚少或来往不便而很早结束过春节的状态。
二、1959年
1959年，正处于“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大饥荒的影响。在农村，不少受访者都提到有多人饿死，许多人因饥饿而浮肿，多数人都挣扎在饥饿的边缘。大多数的农村处于吃公共食堂的时期，不少述及家中的铁锅等被取走“大炼钢铁”。由于国家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少地方在年三十、初一仍然要上工，至晚在初三、初四就需要继续干活，饥饿、身体的疲累和缩短的闲暇时间，使大多数人没有过春节的心思，集体化的生活也使他们无法积累过春节的多余物资。
经济状况十分不好，无论是在食堂还是在家吃年饭，虽然比平时略好，但着实非常艰苦，肉非常少，有些地方甚至吃上干饭就算改善了。但也有少部分地区在此时没有受到非常大的饥荒影响。在城镇当中，1959年左右的经济状况也不佳，凭票证供应的物资十分匮乏，吃饭问题很严重，但相比农村则相对较好，较能保证维持生命的口粮，尽管也相当窘迫。城镇中的职工在单位食堂吃年饭的情况也较为常见，有些单位也可能会分发一些过年食品。无论油盐都非常紧俏，此前需要面粉和油炸的贺年特色食品几乎没有人再制作了。
祭祖和敬神虽然受到压抑，但在大部分地区未有严格禁止，因此大多仍旧进行，不过祭品受到物资匮乏的影响而俭省许多。大规模的游神活动销声匿迹，但个别祭拜的仍然有。在一些控制较为严格的地区，祭祖和敬神也遭到非常大的打击。对联仍然有一定的流传范围，但内容多数是有关称颂人民公社、大跃进、毛主席和党的。受到经济的影响，极少家庭能够给得出压岁钱，即便有也非常少，有些也只是用红纸意思一下，或者在正月后由家长收回用作家计。仍有放鞭炮的现象，但较以往冷清很多，因为大多数家庭没有余钱购买鞭炮。串门拜年较1949年前后为少，原因一方面是无论城乡都提倡努力工作，许多人上工加班无暇拜年，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窘迫，拜年的礼物和招待物品都十分困难，因此索性相约减少拜年，但在城镇中不少单位亦会组织团拜，农村的大队也会组织“忆苦思甜”等政治学习。当时的娱乐主要是看革命电影等，政府有时会组织锣鼓秧歌的游行等，在广州地区仍有小型的花市，传统的娱乐如看“老戏”几乎消失。
三、1969年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及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令受访者印象深刻。相对于1959年，“文革”期间的经济状况有些许好转，不至于到濒临饿死的边缘，但是并没有改善很多，物资仍很匮乏，票证非常多，配额也很少，在年前买东西的长队至今仍让受访者感叹良久。在农村地区，人民食堂已经废弃，人们回各自家庭吃团年饭，但劳动仍有大队组织分配并依劳动计算工分。自养家畜受到限制，但也有政策较宽松的地区可以在家中养家禽家畜，因此过年的时候有较多的肉食，不仅可以自己食用，也可换取油、盐、布等其他物资。大队或单位有可能在年前分发一些过年的物资。
但这一时期，最大的特征是政治气氛非常紧张，人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做事都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办错事被批斗。在一些地方武斗相当厉害，也有时会牵涉到家庭的内部矛盾，如果家中成员属于不同两派，情况则更加糟糕。但在农村，尤其是“成分”比较好的家庭，多数对政治斗争并没有直接感受。由于气氛十分紧张，祭祖敬神受到非常严厉的禁止，神庙、祠庙被拆毁，家中的牌位被没收销毁，周围监视也较为严厉，很多人放弃了祭祖敬神的活动，但也有部分人仍在家中非常小心地偷偷地祭祖敬神。尽管年饭较1959年好一点，但是当时谁也不敢操办，惧怕因此而获罪。压岁钱和鞭炮作为“四旧”也被禁止，但极少数的家庭仍然偷偷给小孩压岁钱，而放鞭炮非常零星，稽/pre> |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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