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说】：语言学背景
一百多年来，现代语言科学经历了三个里程碑，即：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始于20世纪初的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 包括30年代兴起的作为独立学科的符号学, semiotics）；起自本世纪50年代末的转换生成语言学(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linguistics)。作为语言学姐妹学科的音乐学则步步亦趋：上世纪最后15年出现了比较音乐学；本世纪50年代末将结构主义引入音乐分析；60年代末又在音乐分析中采用了转换生成法。本文仅就后两项，即音乐学、尤其是民族音乐学中的现代语言学分析模式，作一评介。
这一股历时30余载、至今犹时隐时现的潮流，虽流派纷呈，但皆出于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 de Saussure,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学说把语言看作符号系统，强调结构的整体性，研究语言—言语（language-speech, 即后来乔姆斯基的“深层—表层” ）、共时—历时(synchronic-diachronic)、纵聚类—横组合（paradigm-syntagme）等二元对立的关系。但直接对本世纪的音乐分析产生影响的则是结构主义的三大流派，即：以雅可布逊（1896—1982）为代表的布拉格音位学派，强调音位（phoneme，语言研究中的最小单元）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早在1932年第一届国际语音学大会上，音乐学家古斯塔夫·贝金就提出音位学和音乐学有着共同的基本问题，他得到了雅可布逊的支持；雅氏强调音乐操作传统上完全是音位的，并敦促音乐分析者研究音位学模式）；以海里斯（1909—）为代表的美国描写学派，描写音位、语素等在语言环境中的分布情况（distribution，即出现频率），但忽略了语义；以叶姆斯列夫（1899—1965）为代表的哥本哈根语符学派（glossematics），强调语言的符号性，提倡用线性的横组合和联想的纵聚类两种关系进行分析，同时排斥语义，也主张分布主义的分析法。可以说，描写分布主义影响最大，有时就是结构主义的代称。
音乐分析可用结构主义方法，是因为音乐也是一种语言，可以从语言学、音位学、语法这三方面进行形式结构的分析；还因为音乐关注各种乐思之间的相互关系（横组合的分布），而同时性和再现则可将各种乐思直接并置起来（纵聚类的音位对立—区别性特征）。
同结构主义不可分割的是符号学。符号学虽由索绪尔提出，但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则是由美国学者莫里斯（1938）所创。现代符号学尤指对符号体系的分析：不仅是视觉形象和词语，也包括非语言的声音、姿势、行为、服饰、物品以及构成交际的所有其他类型的符号，即含有信息的代码。音乐也属于社会符号系统的范畴。用符号学分析音乐意在严格的科学客观性。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音乐分析往往简化各种非语言因素（如音乐的社会联系）、而突出音乐的自然语言性。具体操作有两个步骤：先将音乐结构分割成不能再分的形式单元（符号），此谓“切分”（segmentation），然后按相互关系检验这些单元，即以寻求共性为目标的“置换” 、“归类” ，总称为“分布” (distribution)。符号本身无意义，只有按它们在构成音乐结构的关系网上的位置（音位）才有意义。这些符号出现在时间进程中，形成音乐语法。音乐符号学直到70年代初才在法语国家真正形成独立的学科，且至今不衰。
除了结构主义三大学派，对音乐分析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所运用的结构语言学模式（1963）以及描写学派海里斯的弟子乔姆斯基所创立的转换生成语言学（1957、1965）。前者仿照雅可布逊的音位学，将各种神话变体收集起来，并找出其中的基本成份，即神话素（音位），然后建立起它们深层的共同原型。他模仿音乐总谱多声部的形式而对具体神话的列表分析尤为音乐分析所仿效。后者则向结构语言学—分布主义提出挑战，而建立了深层—表层的概念、以及深层通过转换法则生成表层的程序；60年代中期又引入了语义学。
在音乐分析中，一般表现为骨架旋律（深层）通过音乐语法转换生成出旋律的即兴形式或各种变体（表层）。如同乔氏的转换过程体现了人类学习语言的能力，旋律的转换则显示了人类对音乐的认知—创造过程。此外，最令音乐分析者乐道的是齐氏的树形图分析程序。
下面拟以年代为框架，详述音乐的语言学分析模式——分布主义，转换生成法，符号学——所经历的互有重迭的三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