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产业界总会掀起一轮轮关于低速电动车的舆论小高潮。低速电动车该不该发展、怎么发展，这个涉及民生、消费、产业、经济甚至是地缘政治的综合性话题，在引发口水仗的同时，也给政府的管理决策出了大难题。
2018年7月，针对市区范围内的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河南郑州市开始了自2007年禁摩以来最严厉的一次联合整治行动，明确规定，这些车辆无论是无证上路还是无牌上路，都将按照机动车标准执行处罚；同时对诸多低速电动车销售商，实行了关店处理。
同样是7月，从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传出消息，山东拟针对低速电动车实施禁行限行的管制政策；之后该省菏泽、泰安等地也分别出台了地级市层面的低速电动车管制政策。
在此之前，今年以来陆续有多个地方下达或酝酿出台低速电动车上路管控措施。这些地方政府的强制举动，迅速被一些人解读为“痛下杀手”、风向变化、彻底看衰，尤其是此次山东、河南两个低速电动车产销大省的身份，更是令人浮想联翩。
各地对低速电动车进行管控的直接原因，显然是出于安全隐患带来的巨大压力。据山东省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2017年，该省与低速电动车相关的交通死亡人数已占到全部交通死亡人数的25.6%，受伤人数占到了33.1%，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笔者以为，面对触目惊心的数据，地方政府在无标准可依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治理措施实属无奈与现实之举，应予以理解。若仅是非理性地批评反对，强扣“懒政”帽子，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各方矛盾。但同时，负面声音的出现也在给相关管理部门提醒——标准缺失的局面亟待扭转。
事实上，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将低速电动车纳入规范化管理，早就成为共识。只是，政策的一再难产，让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都少了耐心、多了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