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废网讯:垃圾分类能否实现，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后端的垃圾处理系统。
“你是什么垃圾？”
每天早晨，站在分类垃圾箱旁的清洁阿姨，总会用这句话“问候”李小姐。
7月的头几天，当李小姐拎着垃圾出现在楼下的垃圾箱前，听到这句话，心里有些难受。
不过，快一个月过去了，她已经慢慢习惯了这种尴尬的“问候”，也习惯了在垃圾前，被清洁阿姨监督着分类十分钟。
偶尔起床晚了，见不到每天问“你是什么垃圾”的清洁阿姨，她反倒觉得是一件更难受的事情。她只好站在垃圾桶前，和其他人讨论什么垃圾应该放在哪个桶里面。
每次把垃圾准确分类之后，她都会有一丝成就感。“原来的垃圾回收率太低了，厨余垃圾跟干垃圾等等都是乱放的，混合在一起容易发臭，也给清洁工人增加了很多压力。”
最近这一个月，李小姐比以前能吃了，为了不浪费饭菜，少制造湿垃圾。她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不时想着：什么是干垃圾？什么是湿垃圾？
有一次，她撕快递盒的时候，把指甲弄断了，剪指甲的时候，一直在想：“指甲算干垃圾吗？”
她甚至还做过一个奇怪的梦：
小区里开始实行“交换垃圾分类法”，每一天，居民们都要随机抽选其他家的一种垃圾，把写着自己名字的纸条，贴到垃圾上，然后正确投送到分类垃圾筒中，否则将受到严惩。
这把她惊醒了。
不过，在上海实施强制垃圾分类政策之后，一些颇具商业嗅觉的创业者，及时为她这样的人提供了解决方案——“上门代扔垃圾回收分类”小程序，服务包括生活垃圾分类，以及大件物品、废旧家电、衣物回收等等。
每天早晨起床之后，用手机下单，等候工作人员上门回收垃圾，李小姐正在适应一种新生活方式。
同样正在适应新生活方式的，还有2400多万上海人。
2019年7月1日，上海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将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分为四大类进行投放。根据规定，个人或单位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将面临处罚。
据《北京晚报》最新消息，《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稿》计划在10月提请审议。
6月6日，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北京白领家园小区内，一名宣传员在厨余垃圾投放点引导居民投放垃圾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尽管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等地已开始试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但19年过去，效果不尽如人意。而在香港，当地环保署从2005年起推行“家居废物源头分类计划”，目前已有超过 1700 个屋苑、住宅楼宇及七百多条乡郊村落参加，涵盖香港80% 以上人口。
目前，上海市每年需要处理750万吨生活垃圾，北京一年的垃圾产量约有900万吨，全国一年制造的生活垃圾则超过两亿吨。巨大的垃圾产量早已威胁到很多城市生活区。
在上海之外的很多城市，同样有大量民众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话题讨论中，持续至今，不曾衰减。“什么是干垃圾？”“什么是湿垃圾？”“垃圾分类之后去哪儿了？”关于垃圾分类，很多人有十万个为什么。
当我们问到是否支持垃圾分类的话题，很少遇到反对者。强制垃圾分类几乎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在北京等地，不断有消息称将紧随上海的脚步，施行强制垃圾分类政策。
在过去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与垃圾处理相关的商品，大多出现脱销的现象。不少默默无闻的企业，一夜之间受宠。
“以前不愿搭理我们的大客户，突然追着我们要订单；过去不愿给我们渠道的，现在可不同了。”刘华在北京经营一家名为贝克巴斯的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厨余垃圾粉碎机。
过去一个多月，她的公司的业绩出现了攀岩式增长，仅“6·18”以来一个月在京东的销量，就超过了整个公司过去一年的总量。她的公司最近不断在招人，准备扩大业务。
“这些天，很多人到公司来应聘，有的人过去完全没接触这一行，只是因为垃圾分类火了，不顾一切就跑来。市场火热，有人不理性了，但我得清醒。”她过去在厨余垃圾粉碎机领域经营20年，不过是占据着一块小众市场。如今突然受到市场热捧，她倒有点受宠若惊。不过，她也警惕泡沫。
原本做环保的翟忠伟，也在今年进入垃圾分类领域。他是天津稳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几个月前，他和自己的外甥开始研发一种分类垃圾桶。不过，还没有成品。
在股市中，“垃圾分类概念股”价格也水涨船高，多只股票持续涨停。很多与垃圾分类无关、仅仅字面上有“环保”二字的股票，同样被人盲目热炒。其中，领头羊联泰环保一度涨幅高达73.65%。
不过，在一波热炒之后，这些股票的价格多数开始回落。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7月17日收盘，67只垃圾分类及环保概念股中，有58只价格开始下跌。
“我觉得这种热情并非常态，而会随着市场推进趋于自然化。”翟忠伟评价。
垃圾去哪儿？
7月15日傍晚，北京市朝阳区朝庭公寓。吴强来到楼下的垃圾箱前，手拎着两只垃圾袋，已经做过干湿垃圾分类，一袋是中午的剩菜，一袋是废纸和快递包装盒。
11只垃圾桶靠着围墙，排成长龙，它们大部分前侧都贴着“其它垃圾”的标签，只有两只绿色的大号垃圾桶写着“可回收垃圾”字样。吴强站在垃圾桶前犹豫了几秒，又把目光投向了旁边的环卫工人。
“没事，随便扔。”环卫工人跟他说完这句，继续埋头在垃圾箱旁翻拣废弃纸盒。他身后停着一辆小卡车，已经码满被摊平的废纸盒。
“现在不是都在说垃圾分类吗？”吴强问环卫工人。“还没有，你们扔完，我们还是要拣一遍。”环卫工人回答。
自从上海实施强制垃圾分类政策之后，吴强的手机里，出现了大量关于垃圾分类的新闻和话题。
30岁的吴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挑战。他一个人生活，垃圾少，所以决定试试垃圾分类，如果养成习惯，也可以迅速适应即将到来的北京垃圾分类改革。
但是，环卫工人的反应让他有些意外。他们小区的垃圾完全没有分类，即使他主动分类，最后，不同的垃圾还是会混合在一起。
其实，北京推行垃圾分类已有历史。北京城市管理委员会宣传处处长尹圆介绍：“200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经发文推广垃圾分类工作，之后，发布条例，要求在政府机关严格施行。在社区则是以引导为主。”
在北京很多社区，垃圾桶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放置已有多年。但这种本着自愿原则的分类政策，难见成效。
几个月前，北京白领家园开始进行垃圾分类试点，鼓励居民分类投放垃圾。垃圾分类公司也安排了宣传员到社区引导居民。
8月8日，白领家园附近的垃圾中转站前，环卫工人将生活垃圾整理、打包、装入垃圾桶。由于当日附近居民区的水管抢修，临时封闭道路，垃圾车无法前往中转站运送垃圾，垃圾只能暂时存放在中转站 图/本刊记者 梁辰
白领家园的住户陈小姐直到最近几个月才开始接触垃圾分类，还不太习惯。“实际上是好的，只是分得这么细，我们是很尴尬的，觉得很麻烦。”
陈小姐买了很多垃圾桶和垃圾袋，每天努力让自己弄明白几十种垃圾的分属。“比较繁琐，前期适应过程也有些痛苦，老人家会比较崩溃。”她介绍，过去自己一般都是“垃圾不满不倒”，但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每天处理厨余垃圾，虽然不太顺利，但也在慢慢适应中。
适应新生活方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白领家园每天都有宣传员给居民做工作，但也只有一部分人能真正做到分类投放。
“他们（居民）有时候把垃圾就搁垃圾桶旁边，我就去弄（分类）。很多年轻人都不咋在意，他们上班赶时间。老年人又有些不懂。”一名清洁工人介绍。
她每天早上6点上班，大部分时间都在垃圾桶箱分拣垃圾。她戴着手套，把垃圾箱里面的垃圾倒在地上，按照不同的种类分拣出来，然后把它们投进相应的垃圾箱里。
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会有垃圾车开进朝庭公寓。除了废弃纸盒被环卫工人单独收集运输，其余的垃圾，都被倒进了同一辆车内，运出小区。
“我扔掉的垃圾会被运到哪里？”自从开始习惯垃圾分类之后，这个问题便一直在吴强的脑袋里转圈。
一般不分
每天早晨6点，陈一（化名）都要到北京高碑店附近一家垃圾中转站上班。到工作地点之后，他需要跟随垃圾车到附近小区收集生活垃圾，之后把它们运到中转站。他主要负责朝阳路一带的垃圾收集。
一天中最忙的时候是上午，因为大多数人习惯在上班之前扔垃圾。在小区收集垃圾的时候，他会简单挑出一些回收价值比较高的废品，这些废品也能给环卫工人带来一定的收入。
“我们只负责收运。生活垃圾来了，就倒到生活垃圾箱里；厨余垃圾来了，就倒到厨余垃圾箱里面。”陈一介绍。他和同事把小区垃圾桶里的垃圾倒进一个个黑色垃圾袋里，再把它们扔进车斗。工作对他来说有些辛苦，因为垃圾量大。
垃圾车装满之后，他便和同事开回中转站。“（垃圾）如果没有分开，都会有第三方去进行分类。我们这边不做这个事情。”陈一介绍。
目前，对于像陈一工作的这类中小型垃圾中转站而言，很少有垃圾分选程序。即使在大型垃圾中转站，也只有少数具有垃圾分选能力，配有机械分选设备。
“很多分选设备第一代都是从欧洲引进，欧洲的垃圾成分没那么复杂，通过机械分选效率比较高。而我们国内的垃圾混合程度太高了。比如，机器能够用筛子把塑料挡出来，但筷子却跟着厨余垃圾漏下去了。在国内，机器分选成本特别高，效率却没那么高。”北京零废弃运动发起人毛达介绍。
一些大型中转站会雇人力在垃圾堆里进行分选工作。生活垃圾中含有很多厨余垃圾，堆放一定时间之后，会出现腐化，释放有害物质和气体。分选工人大都缺乏完备的防护装备，一般只戴普通口罩，有的甚至手套也没有，直接暴露在这些有毒物之中，时刻面临健康风险。
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中国。毛达去韩国访问的时候，看到很多垃圾站雇佣东南亚劳工进行垃圾分拣，同样缺乏足够的保护措施。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人道的方式。
垃圾在中转站需要经过机器压缩，使体积变小，这样一辆卡车可以装运更多的垃圾。不过，在很多地方，即便前期做了垃圾分类，但在运输中又混在了一起。这种现象曾经多次被媒体报道。
一些塑料被运走之前，也会做一定的预处理。尤其是泡沫塑料这类体积大的垃圾，如果直接从中转站运到下游工厂，运费太高，收入甚至抵不过油费。中转站一般会对这类垃圾进行压缩处理。
有些地方会对这些塑料进行热压缩。在加热的过程中，它们会释放出大量有害物质，甚至产生烟气。这给工作人员的健康带来了一定风险。不过，在北京，也有一些地方采用低温压缩技术，通过物理压缩的方式，缩小泡沫塑料的体积。“这对人基本没有什么伤害。”毛达认为。
“在垃圾中转站，一般都不会有分类。你看中转站都那么小，怎么可能有分类工序？”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称。
多数烧了
除了部分可以再利用的垃圾，大部分垃圾在经过压缩之后，被专车运到垃圾处理中心。它们主要包括垃圾焚烧厂和垃圾填埋场。
北京门头沟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位于首都西部山区，隶属于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每天处理北京日产出垃圾量的1/8。
首钢生物质能源项目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总用地面积31公顷，主要处理北京门头沟、石景山、丰台、东城、西城、海淀等区的生活垃圾 图/本刊记者 梁辰
7月19日，工厂大门口的电子屏显示着焚烧厂的即时排放数据：颗粒物，4.39毫克每立方米，国家标准30毫克每立方米；二氧化硫，3.89毫克每立方米，国家标准100毫克每立方米……
一辆一辆垃圾车经过专用车道，依次过磅，等待进入垃圾卸料大厅。卸料大厅有十几座阀门连接后面的垃圾池。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两座阀门打开。垃圾车过磅之后，排队前往阀门，把垃圾卸至垃圾池中。每趟车卸完料之后，侍候一旁的清洁工人便会拖洗地面。
一天之中，进入卸料大厅的垃圾车接近300车次，总共运送垃圾3500吨，包括当天门头沟和石景山两区的所有生活垃圾，以及东城、西城、丰台和海淀四区的部分生活垃圾。这些垃圾来自于各区垃圾中转站。不过，按照规定，跨区处理垃圾，需要向焚烧发电厂所在区政府缴纳150元/吨的异地处置费，用于环境补偿。
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每天运到鲁家山的，都是未经分拣的原生垃圾，除了在转运站经过了压缩，与它们当初离开各个小区时并无区别，它们每天有约800吨之多。其他地区运来的垃圾，则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分拣。
不同的垃圾，无论曾经分类过的，还是原生垃圾，在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接收之后，都被倒入垃圾池，混合在一起。“到我们这边，其实还是把这些垃圾都混在一起的，不可能把分选的和原生的都单独放着。”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赵树明介绍。
对于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而言，几乎来者不拒。各区运过来什么垃圾，它就处理什么。这里也没有垃圾分拣环节，有时候，在垃圾池中甚至能看到旧煤气罐和弹簧床等。“我们主要就是负责（垃圾）接收和处理这两个环节。”赵树明说。
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拥有一座巨型垃圾池，可以储存40万立方米垃圾。所有接收的垃圾，都会在垃圾池中，混合、搅拌，经历发酵的过程，以排干其中的水分，提高垃圾的热值，便于燃烧。
夏季，因为温度高，通常只需三到五天，垃圾便可完成发酵。到了冬季，这个过程常常需要一周，甚至十天。每天3500吨垃圾原料，经过发酵之后，最终剩下3000吨，被送入焚烧炉中。
刘师傅坐在垃圾吊控制室内，正前方的大玻璃窗后，便是那座封闭式垃圾池。他左手扶着控制台，右手慢慢握着操作杆，双目注视着垃圾池上空的抓斗，不时看看控制台上的实时监控屏幕，控制抓斗，把刚刚卸进来的垃圾，转移到垃圾池的另一位置，并将其搅拌，混匀，再推至一旁发酵。
刘师傅已经年过五十，在首钢集团工作了30年，一直从事吊机操作。2013年，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建成投产。他被集团抽调进入这家新公司，依旧操控吊机，每天要在控制室待12个小时。
他所操作的抓斗，在整个鲁家山有四台，每台可以抓取10吨左右的垃圾，一天24小时运转。
垃圾在垃圾池内发酵完成之后，刘师傅和他的同事操控抓斗，把它们送入燃烧炉，进行焚烧。而垃圾发酵产生的一氧化碳、硫化氢、甲烷等气体，则通过风机，一并抽送至燃烧炉，用于助燃。
10吨垃圾，在超过1100度的高温炉中，经过不到三个小时的充分燃烧之后，便化为炉渣。鲁家山总共有四台焚烧炉，一天焚烧3000吨垃圾。
“焚烧炉有两层，下边烧垃圾，上边有一个余热锅炉，垃圾燃烧产生的热量，让锅炉中的水变成蒸汽，最后推动汽轮发电机组进行发电。”赵树明介绍。
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目前拥有两台30兆瓦汽轮发电机组，日发电量超过140万度。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直享受着政府补贴，包括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两部分。目前，各地垃圾处理费补贴每吨从80元到180元不等，北京地区一直执行较高标准；垃圾焚烧发电的全国统一上网电价则为每度0.65元（每吨垃圾发电280度以内的，电价为0.65元，超出部分则按普通电价销售），补贴标准为0.25元/度。发电收益与政府补贴是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主收入来源。
2016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要求“十三五”期间，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比例达到50%，东部地区达到60%。
自此，各地开始大量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据芜湖生态中心统计，截至2019年2月，我国大陆地区在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已经达到 418 座，目前还有167座正在建设。
过去，国内生活垃圾大多被填埋入地下，即使在今天，垃圾填埋依旧是各地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占比超过50%。2016年，全国焚烧厂只有50 座，填埋场多达1183 座。不过，因为垃圾填埋对大气和土壤危害较大，国家正在试图减少垃圾填埋比例。
“我们现在已经不提倡直接填埋了。”北京城市管理委员会宣传处处长尹圆称。
不过，自1988年深圳在国内首次建造垃圾焚烧厂以来，垃圾焚烧厂便被外界质疑污染环境。 2006 年，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甚至引发了“邻避运动”，在这之后，全国多地垃圾焚烧厂附近多发生过类似运动。
工人在垃圾吊控制室通过操控吊爪将垃圾运送到焚烧炉。每天有大约3000吨的生活垃圾从城区运送到这里集中处理 图/本刊记者 梁辰
2017年2月27日，北京海淀区垃圾焚烧厂烟囱排放出大量红棕色烟气，当地村民随机环保部门进行举报。监管部门给出的调查结论是：红棕色烟气由SCR烟道内锈蚀的铁锈（即Fe2O3）随烟气排放所致。
毛达并不太认可这一解释：“我们咨询了专家，有一部分说是氮氧化物超标。还有一个我倾向于认为是更准确、更合理的解释，是进场的垃圾当中有含锈很高的废弃物。”
毛达是北京零废弃运动发起人，长期研究垃圾问题，在攻读环境史博士学位期间，协助导师完成了《北京市有害垃圾管理调研报告》。2005年以来一直在多家环境组织任职或担任志愿者，走访、调研了北京大量垃圾处理厂、转运站、分类试点小区和政府部门。
“焚烧厂认为他们什么东西都能烧。有害垃圾虽然量很少，但进入焚烧炉以后，就会产生更高的排放，甚至高毒性物质排放。我们的生活垃圾混合的程度很高，混合垃圾量太大，进入焚烧厂后，单个的焚烧厂的排放可能会超过周围的环境容量。它会排放出飞灰，尤其是二噁英，危害大。”毛达认为，每种垃圾处理方式都有排放，只能比较哪些是相对更优。
在他看来，垃圾分类可以减少塑料等有毒物进入焚烧炉，干湿分开，也能使垃圾燃烧更充分，最终减少后端垃圾处理产生的污染。
刘畅认为，垃圾焚烧污染严重是大众对这一项目的误解。他是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参与制定了中国垃圾分类政策。
他称:“实际上，我们自2014年修改标准之后，目前，执行的排放标准已经跟欧盟等发达国家接近，有些指标甚至更严厉。而且各家焚烧厂的排放数据必须实时联网公开。水是零排放，烟气排放主要是二噁英，但二噁英被大家妖魔化了。焚烧厂排放的二噁英甚至没有一家烧烤摊排的多。”
首钢生物质能源项目工作人员在主控室实时监控各生产环节的温度、压力等数值 图/本刊记者 梁辰
拾荒大军
在朝庭公寓的垃圾箱对面，有片小树林，树底下有一排长椅。每个白天，只要不下雨，徐老太总会坐在长椅上，目光一直盯着对面的垃圾箱。
每当有人过来扔垃圾，她便起身，走到垃圾箱去，翻找一番。拿着刚找出的纸包装箱和饮料瓶，满意地回到长椅前，把它们放进一旁的黑色塑料袋里。
徐老太的家人收入都不错，根本不需要靠她扒拉这些垃圾补贴。但她乐此不疲。她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用，不应该浪费，而且废品还能换钱。围墙后面就停着一辆厢式货车，常年收购废品。
不过，徐老太常常铩羽而归。她的竞争对手太多了，除了小区里的另外几位老人、大婶，还有清洁工、开车过来收集垃圾的环卫工人，甚至是从其他地方漂来的拾荒者。
垃圾箱里但凡有能卖出价格的东西，都被他们很快翻得干干净净。清洁大妈甚至会在楼道里“截流”，看到有人扔纸箱，便会要了过来。
在北京，拾荒者数量巨大。据统计，1998年，北京拾荒者人数已经达到8.2万人，2006年上升至12万人，到2014年，已有17万之众。目前虽然有所萎缩，但数量依旧不可小视。美国记者、《垃圾场星球》作者艾明德曾经估计，中国有1000万拾荒者，大多数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
“原来老觉得我们中国的垃圾分类有点落后，但事实上，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勤劳，拾荒的人很多，初级分类其实是比较好的，已经分得很细了。”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称。
“这是一种不规范的、但是回收率比较高的分类。”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刘畅介绍，“日本的统计数据，它现在垃圾分类出来的再生资源只有20%左右，而一些调研和统计数据显示，我们国家至少是在25%以上。”
各种生活垃圾经过拾荒者的分拣之后，最终只剩下真正的垃圾了。几年前，刘畅带国外的环境专家参观北京的垃圾填埋场，对方看过之后，对他说：“中国垃圾分类一定是做得很好。”因为国外专家在垃圾场几乎看不到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
傅芝红和她丈夫每天早晨6点起床，7点准时开工，一直忙到下午5点。每天的工作，主要是与几十名拾荒者打交道，从他们手中收购千奇百怪的物资。
两人开废品收购站已经15年，目前在郊区租了一间一百多平米的平房，当作店面和库房。
他们收的废品，大部分都是纸、塑料、金属，还有各种瓶瓶罐罐，也会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衣服、袜子和鞋子。
傅芝红每天坐在收购站，从来没有见过年轻人跑来卖废品，捡废品的都是老人。这些拾荒者在各个小区搜罗废品，甚至在垃圾山翻找东西的时候，没有人会去穿防护衣、面罩和靴子。
他们与垃圾为伍，家里堆满了各种捡来的东西。他们把这些废品，按照不同材质，做了简单的分类，装在蛇皮袋里，送到傅芝红的店里。
拾荒者送来的废品，很多都是脏兮兮的，有的夹杂着泥土、油渍，甚至是已经发酵的饭菜。“只要不是太离谱，我都会收了，就是钱要少算点。”傅芝红介绍。
傅芝红每次收到废品之后，还要再分一遍。她每天收到最多的是废纸。夫妻俩会把它们按照不同的种类，分成新闻纸、黄板纸（纸箱纸）和书本纸。“因为东西分得越细，卖的价钱越高。”
他们每次分拣的时候，并不戴手套——因为怕影响速度，虽然收回的废品大多很脏。不同的物品，经过筛选之后，被他们装入不同的大蛇皮袋里。
在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中，一般都会有同乡集群的特点。某个村里有人入了这行，然后整个村的人都来了。他们有比较重的老乡情节，常常是同乡聚集在一片，相互帮忙；到各个社区收废品，则会划定片区，一人承包一块地方，互不越界。我们在北京接触到的废品回收者，大多来自河南、安徽。拾荒者则以四川人居多。
不过，并非所有的拾荒者和废品回收者从农村到城市谋生后，都拥有足以仰赖的同乡族群。
他们在陌生城市城市收集废品，有的也需要本地人的帮助或者保护。
在北京很多小区附近，经常可以见到由厢式货车组成的小型废品回收站。它们白天停泊在城市里，晚上把废品运至城外，彻底取代了过去常见的固定废品收购站。
老金是北京朝阳区一个小型废品回收站的负责人，他住在郊区，每天在上班高峰期之前进城，到晚上才出城。他的废品收购业务覆盖了附近好几个小区，在那一带做了好些年。不过，他并不是老板。真正的老板是他的一个亲戚，拥有三台厢式货车组成的废品回收站。
北京市朝阳区朝庭公寓外不远处，常年停放着收购废品的货车，每天都有居民将可回收的垃圾拿到这里变卖 图/本刊记者 梁辰
8月上旬的一个傍晚，当我们采访老金的时候，有两名操北京口音的中年男子不时干扰，不让记者拍照。尽管此前我们已经和老金约好采访，但此刻他却选择附和两名中年男的态度。
事后，我们问老金，为什么这样？他说自己当时不好说别的，因为他这个小收购站平常需要他们帮忙，保护。“保护费？”当本刊记者再问，老金却把话题岔开了。
在傅芝红丈夫的老家，有不少人都靠收废品为生。他们夫妻原本是农民，正是看到同村人在做这行，便跟着出来。“就是收破烂的，别人也瞧不上。”傅芝红最初在小区里推着三轮车，偶尔还被人嫌弃，不过，每年过年能带着十几万块钱回家，“也就没什么可以抱怨的了。”
每隔几天，傅芝红的丈夫便会开着小货车，把收来的废品运到距离城市更远的废品回收公司，把它们全部卖掉。“旧书收7毛卖8毛5，旧纸箱收5毛卖6毛，塑料瓶收1块3卖1块6。”傅芝红向本刊记者介绍7月的最新行情。
“有时候为了增加重量，收废品的也会在这东西里面加点别的，最多的就是土，废品多的话，别人也发现不了。”不过，她并不愿意直接回应自己是否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这些废品到了废品回收公司之后，会根据不同的材质，被当作原材料，运往各大工厂，重新生产成产品。过手的废品无数，但傅芝红从来没想过这些东西最后都用来做什么了。
回收系统
手第一次伸进去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哦，原来垃圾摸起来是这样的。它是一团的，粘乎乎的，是剩菜剩饭、油污、泡软的纸、塑料包装、瓶瓶罐罐全部混在一起的那种触感。
他们都很迅速地打开一个一个垃圾袋，我也跟着打开了一个。这个袋子是普通家庭卫生间里的厕纸袋，我看到了一个用过的卫生巾。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跟一个陌生人的卫生巾，在这样的情况下相遇。
这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张劼颖的亲身经历，她把这个场景记录在《废品生活》一书中。
处于产业链前端的垃圾分类因为发生在每个人身边，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在产业链的后端，一切都是模糊的。
废品回收是一个并不太透明的产业。被人穿过的衣物，在垃圾堆里滚过一回之后，可能又回到了人们身边。这条产业链能带来利益，也能带来风险。
“一些用过的穿戴设备、容器等等，它可能通过这种回收利用，直接回到我们生活。资源再利用，这是好的方面。但是，因为监管不够，它也可能给我们人体的健康和生活环境，带来很大的风险。以前这种产业量不大，大家也不关注，但是一旦分类完成之后，最后大家必然会把注意力放到这里来。就像过去的地沟油。”郭云高介绍。
随着垃圾分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可回收物将会进入到废品回收产业中。“分类过后，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处理，回收利用，它必然会促使这个产业链壮大，并且很快会成为一个热点问题。”郭云高认为。
改革开放41年，中国经济腾飞，伴随的是对能源的大量消耗。国人物质生活得到巨大提升，也带来了不断变大、增多的垃圾量。垃圾回收，对中国经济发展，显得必要而迫切。仅就铜而言，中国超过一半的铜都是废铜再利用。
垃圾回收系统的运行，使中小公司得以获取廉价原材料，维持生存。不过，废物再利用同样也会对环境造成伤害，损耗能源。
傅芝红每天收购的废品中，废旧塑料是仅次于废纸的另一大品类。很多塑料瓶内还有少量的泥沙，或者其他杂质。她几乎不做任何清洗，直接送往回收公司。这些旧瓶子在回收公司会被压缩打包，送往塑料厂，期间也很少有清洗的程序。
这些废塑料到了辅料厂，才会经过一番冲洗，去除杂质、尘土，之后接受热加工处理，完成熔融，制成塑料颗粒，最后作为原材料，再生产成瓶子或者脸盆、水桶等。
“这种盈利是建立在对环境的牺牲上的。正规的不赚钱，不正规的才赚钱。”刘畅称。废塑料在冲洗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而在热处理时，又会排放废气。虽然目前国家加大了环保监督和整治力度，但对于那些非正规的生产厂商而言，“废水和废气一定不会处理”，尤其在中西部一些落后地区。
这些工厂生产的塑料制品，一般多是低端产品。对于多数工厂来说，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回收之后的塑料一般都是混在一起熔融，变成原料，最后生产成低劣的塑料制品，销售到农村地区。
“实际上，不同的塑料利用价值是不一样的，瓶盖儿和瓶子就不一样，有的瓶子有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塑料中价值最高。材质单纯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但是他们把它混在一起杂交，没有细分。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是一种很低端的产业链。”刘畅称。
目前，这条垃圾回收产业链在国内拥有比较大的市场。不过，这个市场并不规范，也不稳定，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难以担负起作为垃圾分类处理的后端系统。垃圾分类能否实现，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后端的垃圾处理系统。
制图/Ron
2014年开始，为了治理环境，河北关停了大多数的小造纸厂、小冶金厂，废品价格开始滑落。2015年，国内废品收购价格持续下跌，北京废品回收市场受到巨大的冲击。到2016年，矿泉水瓶回收单价已经从前一年的0.12元下滑到0.03元，废纸箱则跌了一半的价格，一公斤废铁的价格从3元跌到了1元，废塑料价格也出现腰斩现象。
废品价格波动，回收垃圾不赚钱，变成了“鸡肋”，越来越多的拾荒者开始离开这一行业，回收企业也大量倒闭，很多废品回收站一夜之间消失。据《中国再生资源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16）》，2015年，国内回收企业多达13万家，回收从业人员1500万人；到2016年，回收企业只剩下7000家，从业人员则仅剩下300万人。同时，政府对环保问题的重视，以及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也让一部分人退出这个行业。
“当时价格下跌得非常厉害，很多拾荒者、收购部经营不下去了，他们要么把货囤在自己手里，要么把它们直接送到焚烧厂或填埋场。这就是非正规的结果，它全是从商业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环保和节约资源的角度来考虑。饮料瓶没有去处了，它就真变成了一个垃圾。”刘畅介绍。
这种纯市场化的方式，使得拾荒者和回收公司难以持续、稳定地生存。这也让垃圾分类后端处理变得不可控。郭云高建议政府收编回收从业人员，并且对回收企业进行价格补贴，垃圾分类应该把整条产业链都考虑进去。
“20年前，我们小区就开始搞分类，很多地方也早就提垃圾分类，但为什么很多走不下去？表面看闹得很欢实，但最后走不通。因为它没有出口，后端处理不了。”郭云高称。
在他看来，垃圾分类社会动员容易，但是这些垃圾分类之后，怎么处理，目前国内依旧有些路没有走通。“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后端的垃圾处理环节还不规范、完善的话，垃圾分类你可以以坚持三个月、半年，但最后会出现一种情况，分类完了，有些东西还是拿到焚烧厂去烧。这个体系的建立，不会是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弄完的。”
刘畅认为，垃圾分类最终会通过“后端倒逼前端”的方式实现。政府需要不断规范废品回收市场，加强监管，但应该“有温度地管理”，而不是“一刀切”，整合、收编拾荒者和回收企业，通过某种补贴机制，使他们的收入得到保障，能继续从事回收工作。
“没有把这个市场体系、产业体系建立起来，那么垃圾分类我觉得不长久；如果非要强压下去，它最后就走样了。”郭云高称，只有当目前仍然存有灰色地带的垃圾回收市场变成规范市场，垃圾分类才能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