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能源转型进入终极博弈

2025年2月23日德国大选前夕，极右翼选择党（AfD）总理候选人爱丽丝·魏德尔主张重启核电厂并部分恢复燃煤电厂，甚至抛出“拆除全境风力发电机”的竞选承诺，将气候政策推向舆论风暴中心。

最新民调数据显示，AfD支持率从2023年的12%飙升至2025年的22%，其反移民、反环保的民粹主义路线，瓦解着德国战后形成的“绿色政治正确”。

极右翼之所以得势，还是因为德国经济太差了，才为反气候政策提供了社会温床。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2024年GDP连续萎缩（-0.3%和-0.2%），上一次连续两年收缩还是在21世纪初。

《经济学人》在2023年的一篇文章中将德国戏称为“欧洲病夫”，认为受疫情和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冲击，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已经从增长领先者变成了落后者。

来源《经济学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也将德国预测为2024年发达经济体中增长最差的国家。

德国一直以“气候先锋”自居，战略意图是抢占可再生能源市场，实现能源转型的同时助德国企业在全球绿色工业竞争中领先。

自《可再生能源法》实施后，德国经过20多年的能源转型努力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该国最后的三座核电站已于2023年关闭，并计划到2038年淘汰燃煤发电，2030年实现8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至少65%，并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这比欧盟的碳中和时间早五年。

2023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首超50%，2024年占比达到59%，这意味着德国所需电力的一半以上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德国电网已经多次实现单日100%可再生能源供电。

2023年德国发电结构

来源德国联邦环境署

2024年德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创下历史纪录，全年新增16,735兆瓦（MW），截至今年1月，总装机容量已突破100 GW门槛。

可再生能源作为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自2022年起显著增长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活动在2023年持续强化，全年投资额达到373亿欧元，较前一年（222亿欧元）增长68%，创下历史新高。

可再生能源的扩展及其在电力、热力与交通领域的发展，为德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其中，手工业、建筑业和工业是吸纳就业的核心领域。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该领域就业人数已突破40.6万，较2022年增长近7%，达到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政策扶持下，德国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从制氢、储氢到氢燃料电池应用的产业生态，吸引大量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投入，为今后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绿色氢经济奠定了基础。

然而，能源转型导致的成本攀升开始掣肘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接入比例不断上升，其波动性、储能不足等问题逐渐放大，电力系统对化石燃料“兜底”调峰的需求却从未消失。

俄乌冲突危机暴露出德国对进口化石能源，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的现实，当主要能源进口国转眼成为敌人，能源供应安全和成本遭受了巨大冲击。

随着核电和煤电的退役，德国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增加。在可再生能源供应不足时，又缺乏传统能源的补充，德国只得加快建设LNG接收终端，以接收来自美国、卡塔尔等国高昂的液化天然气，叠加极端天气等一系列原因，德国电力供应不足，能源价格飞涨。

德国联邦环境署数据显示德国的总发电量在2022年和2023年大幅下降。2023年，德国成为电力净进口国——净进口量为9 TWh，约占用电量的2%，讽刺的是，其中就包括来自法国的核电和波兰的煤电。

这也代表着国外的电比国内的便宜。根据德国能源与水行业协会的数据，2024年德国家庭平均电价为每千瓦时40.92欧分（约合3.13元人民币），是全欧最高水平，长期分担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本的普通民众早已苦不堪言。

德国联邦网络局（相当于德国能源局）局长克劳斯·穆勒（Klaus Müller）无奈指出“德国廉价能源的时代已经过去。”

高昂的能源价格使得德国工业企业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根据德国工商大会（DIHK）的一项调查，37%的工业企业正在考虑削减产量或将业务迁往海外。在能源密集型企业中，这一比例更高达45%。

德国能源转型主要集中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交通领域的进展非常缓慢。根据德国联邦环境署（UBA）2023年的数据，德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较2022年减少了7700万吨，降幅为10.3%，然而交通领域排放量约为1.4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总排放量的22%，降幅仅为1.7%，是所有高排放部门中减排最少的。

德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结构

图例从左到右分别为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业、废物管理

来源德国环境署

减排最多的是能源部门。该部门全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上年减少54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降幅达21.1%。这种变化主要源于发电供热领域化石燃料使用量的大幅缩减，特别是褐煤、硬煤和天然气的消耗量出现明显下降，同时，能源价格上涨促使更多消费者采取节能措施。

自2016年以来，德国政府通过提供约100亿欧元的补贴，推动了超过210万辆电动汽车的销售。然而，2023年12月18日，政府提前终止了这一补贴计划，直接影响了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

2024年，德国电动汽车的注册量下降了逾四分之一，英国在电动汽车销量上一举超越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

为保留传统汽车产业优势，德国几度出手阻挠欧盟通过新的燃油车排放法规，并最终争取到了允许使用氢气与二氧化碳合成的电燃料（e-fuels）的车辆豁免，反映了德国在电动化转型方面的保守和固执。

在最关键的气候资金方面，德国早已捉襟见肘。2023年11月，德国最高法院裁决政府将疫情期间未使用的600亿欧元债务重新分配给德国气候与转型基金（CTF）违反宪法，裁决下达后政府不得不修改预算计划，削减气候资金，2025年该基金将面临108亿美元资金缺口，威胁到太阳能和氢能项目，分析普遍认为，气候相关资金在2025年大选后或将面临进一步削减。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Thyssenkrupp）曾获得20亿欧元的政府补贴用于建造氢能炼钢炉。这曾是德国向清洁能源转型的标志性承诺，该计划已被搁置。

根据民调机构Forsa近期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仍然是德国选民最为关心的政治议题。

从绿党激进的气候政策到德国选择党的倒错，德国主要政党在能源和气候政策上存在显著差异，德国民众对未来能源结构和气候目标的赌局即将在2月23日的这场大选后揭晓。

在全球范围内，气候政策的推进也面临阻力。2月18日，日本政府敲定减排日程，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设定为2035年度比2013年度削减60%，2040年度削减73%。但60%的减排目标比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水平低6个百分点，遭到了广泛批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各缔约国最迟于今年2月10日提交新的减排目标，但只有包括美国、英国和巴西在内的12个国家按时提交，大多数国家未能如期履行其气候承诺。

本月11日，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欧洲爱国者”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峰会，多名欧洲极右翼人物出席，会议以“让欧洲再次伟大”为口号，要求推翻绿色协议，推迟能源转型。

当“默克尔时代”的气候雄心遭遇“魏德尔们”的现实主义，德国正从绿色先锋沦为转型困兽。这场退潮不仅关乎一个国家的选择，更折射出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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