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的严格
上海芦潮港区内，则是“风景这边独好”。多家危化品仓库原本门可罗雀，而今仓库价格有的涨了三倍，每平方米的均价甚至超过了五星级酒店。
业务量增长并不意味着企业规模就能增大，危化品仓库的扩建批准也被收紧。江永铭盯着仓库边的那块荒地很发愁，那里是公司规划的二期用地，图纸、评估都已做好，但就是批不下来。
这并非一地窘况。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危险品与化工物流分会（以下简称危化品物流分会）对其会员的调查发现：危化品仓库的盈利能力有一定提升，但各地政府在对存量危化品仓储做减法的时候，也严控或暂停了仓储的增量。目前全国固体危化品量的缺口达25%-30%，预计缺口将进一步增大。
多位业内受访人士担心，对于有资质企业的管理加严，可能迫使更多的危化品进入无资质的“黑仓库”。
天津港"8·12"事故之后，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处分。这已变成无形的重压。在洛克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朱成业看来，对危化品监管的层层加码，源于缺乏信心：“大部分人觉得不可能零事故，但在外企，零事故是深入人心，事故确实是可以预防的。”
中国的危化品安全管理起步晚，但很严格。有的新规出台，即便是一些有着成熟经验的外企也感到措手不及。
这种“严”体现在各方面的一刀切上。最为典型的就是一千米的安全距离。
“这一点在业内争议很大，统一按照这个标准，容易误伤。”上海交通大学中美物流研究院教授赵来军说，“要按照种类、储藏方式等科学制定不同的安全距离。”
实际上，不少欧盟国家的危化品企业并非全都远离居民区，而是多通过量化风险评定得出安全距离，不同类别、周边土地不同开发用途等都是影响安全距离的变量因素。而“后8·12时代”的一刀切，则让企业很为难。甚至一些企业早于周边设施先行存在，最后搬迁的却是企业。
“‘8·12’出台了很多政策，从纸面上看非常合理，但是与实际不相符。”天津一家化学试剂企业负责人说，“准入的时候就应该把住门槛，而不是现在砍掉、关闭企业。”
根据危化品物流分会的调查，仓储企业也强调了适用规范的一致性：不同主管机关应有同一标准管理。新旧库区建设时期均采用了当时最新规范，不应由新规范的升级，而要求老库区去采纳无所适从的升级改造。
对于化学试剂公司而言，更希望政府能够分级管理。“打火机里面装的丁烷是易燃品。一个打火机放在我们口袋里是非常安全的，几十吨的大储罐是危险的。现在政府不能把我们这些像打火机一样的企业当成大的储罐来管。”天津市另一家化工企业负责人说。
用“互联网+”解决痛点
虽然此前已有不少危化品事故，但天津港“8·12”事故具有转折性影响。不少危化品仓储企业感到，在软件和硬件上，这一年来，企业都在被逼着“还债”。
作为危化品管理的职业经理人，江永铭定期要参加考试。这类考试以前可以翻书、偷看，60分就算通过。2016年不仅试卷题目变难了，而且80分才算通过。这让这位资深人士很紧张，今年考试最终合格率连30%都不到。
在硬件上，一些公司的灭火器从手提式改成了悬挂式，仓库着火了，灭火器会自动喷干粉。
赵来军在和一些业内企业交流时，劝企业再缓一缓，这段时间的加严，可能只是阶段性的“误伤”，坚持一下，企业运营状况会好转。
根据赵来军对于危化品事故的统计，自2011年起，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大型活动的结束，危化品安全管理力度有所削弱，事故数目出现反弹。在2008至2015年期间，尽管事故呈现一定的波动，但年平均发生量为291起，远低于2006与2007年年均发生量601起。这说明2008年以后我国整体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水平较之前有所提高。
更多的人意识到，利用互联网来解决危化品管理的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