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润缘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朱騊俊近期就在研究一套危化品追溯系统：“好比你从北京到上海，坐的是什么航班，住在哪个酒店，都可追溯。”除了企业内部的信息，这套系统还希望对接工商、安监、交通、消防、银行、保险等相关部门和机构，目前已经在杭州和宁波的部分地区试点。外企也在中国开展尝试，陶氏化学就将中国作为了仓储可视化的试点。
据报道，天津也投入1.8亿元打造了一张防控网，首批接入危险化学品企业1466家、重大危险源企业123家，实现了“一张图”展示。天津还对重点危化企业等进行24小时在线视频监测，部分重点危化企业按要求每日报送“日报表”。
除了政府、企业，民间亦在行动。刘春蕾，这位环保NGO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从公众角度做着类似的事情。天津港“8·12”事故之后，他希望在App“危险地图”上标明危化品企业的信息。于是，他向31个省份申请危化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信息和经营许可证的公开，最终只有19%的地区公开了信息。
在了解到爆炸的天津瑞海仓库是重大危险源后，他又申请了重大危险源的信息公开。这次的结果挫败感更强：只有浙江省愿意公开，其安监局经过与反恐办协商后，给出了统计表，并称由于数据量大，可以到现场查询。河北、黑龙江、江西、贵州四个省份则是部分公开。
包括安监总局在内，多地拒绝公开的理由均是国家安全及反恐的重要性。对此，刘春蕾表示充分理解，但也提出了质疑：这是否也可能是地方政府未充分掌握信息呢？
刘春蕾查阅资料发现，欧盟国家居民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查询其附近的危险化学品工厂位置、化学品信息，以及对应的突发应急措施。而任何一家新的危化工厂的规划建立，居民都有权利通过法律途径提出安全距离等方面的质疑。
“政府应该公开适当的信息，尤其是危险类别及安全距离等，让居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刘春蕾说，“就像重点污染企业一样，环保组织和公众都可以帮忙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