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经济高速发展，东京垃圾呈爆炸性增长，部分垃圾未经焚烧就直接填埋，导致环境严重恶化。前东京都知事美浓部提出，在城市中心各区建垃圾焚烧厂；居民虽在垃圾焚烧上达成共识，但不愿意将焚烧厂建在自己社区，因此爆发“垃圾战争”。从1956年东京制定《焚烧工厂建设十年计划》到1978年焚烧厂开工建设，“垃圾战争”持续了22年之久。东京解决垃圾焚烧问题用了20年时间，我们能在一个晚上就解决垃圾焚烧“邻避”问题吗？
垃圾处理和管理是一项关系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涉及规划、环保、财政、税务、企业和民众等主体，需要综合协调，加强集成，形成合力。政府应发挥行政管理、市场管理、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职能，共同制定规划、规范与标准，加快政事分离、政企分离、事企分离的步伐，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实现天蓝、地绿、水清的环境目标。
8．加强监测、监督，形成“邻避”问题化解的制度安排。环评是污染预防的重要措施，应当有独立性。群众有意见，可向人大提出申请，对项目进行听证；有质疑的群众由政府提供法律和资金援助。政府可以拿出政府的论证报告，公众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认证报告，双方进行公开听证和讨论，并寻求意见的“交集”。
完善政府与社会监管制度。强化政府管理与监督作用；加强社区监督，赋予社区一定掌控权；引入第三方，监督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情况；发挥环保团体、专家学者以及媒体的监督作用，报道或揭发污染行为；发起公益性环境诉讼，或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环境信息公开的要求；通过发挥人大或政协代表的作用，依法对垃圾焚烧设施建设、营运进行指导、规范、监督。
建应对机制和预案。在主体上，利益相关者要有一定信用和妥协；管理或过程上，重视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应急；技术或对象上，有经济、社会、环境三重效益分析，对损失有足够补偿预案。避免“邻避”问题，还要有应对机制，启动法定调查程序，举行听证会，邀请利益相关方参与，而不能领导“说上就上、说停就停”，居民社区要发挥作用，对内协调居民意见，对外能统一发声。
9．提高公众素质和参与环保的能力。“邻避”问题的产生和兴起，是公民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伴随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众萌发了“环境权益”意识；中学生的参与反映了这一“代际变化”的不可逆转，这就需要城市政府和管理者从观念到行为与时俱进。
公众是“理性经济人”，可借鉴我国台湾化解“邻避”问题的做法和经验：一、由当地人自己解决当地问题，而不必让“外地人”介入以免事件复杂化。二、政府部门只与小区居民谈“共同意见”，而不与每个人谈“个别意见”，因为每个人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小区居民要事先讨论凝聚共识，政府可以提供会场和服务，力争在对话中形成“最大公约数”。
全民的积极参与，是化解“邻避”问题的成功关键。公众有环境知情权，也需要避免过分情绪化，甚至出现暴力行为；政府必须守得住底线：破解“垃圾围城”困境是目的，提高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避免矛盾激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法制社会的要求，应更好地发挥法院的作用，避免流血冲突或危机社会安全的事件发生。
“邻避”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在我国出现，对此，政府和企业应当有一个清醒认识。严格划清“邻避”困境的环节相对困难，社会各方应积极探索“邻避”问题的化解途径，凝聚共识，一些措施需要贯穿垃圾管理的全过程，以免“邻避”问题阻碍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从而实行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宜居的全面小康社会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