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峰建议，如果一条高速公路规划投资20亿元建设，投标者在标书中提出投资规模和回报率，要求回报率最低者中标。实际可能花了30亿元，要求回报率为3%，这条路上有多少人通行可以监控，收费到31亿元，资产交付政府，没有固定期限，完全按收益成本核算。
“PPP要想真正起到促进社会效率的作用，需要在未来的规则中，根本性地解决合同法问题、用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招投标问题、政府的信用问题。”邓峰对PPP的前途展望乐观，“因为已经有非常多的国家理论研究摆在前面。”
PPP大热的背后，是“稳增长”的积极要求。随着房地产政策调整，市场预期2017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将有所下滑，基础设施很可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
12月14日发改委数据显示，仅11月单月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6个，总投资2642亿元，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和水利领域。
这些领域正是目前PPP主要的推进领域。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住建部海绵城市专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环保部等PPP推荐项目专家满莉坦承，推PPP的目的之一是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用好杠杆、盘活存量，“财政不可能再当冤大头、买单王了。”在满莉看来，在中国，PPP不只是推动实现现代国家治理的工具，还是平衡中央和地方、部委和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利益协调机制。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博天环境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赵笠钧认为，政府现在缺钱，所以要引进社会资本，但是如何安排才能综合成本更低、效益更好，制度上是不清楚的。
邓峰认为，在清理完毕地方债后，《预算法》又捆死了地方政府的借债能力。“到目前为止，连续起来看财政部所颁布的文件，比如禁止明股实债，不能把BT、BOT换个包装就进来，就能看出它的摇摆心态，又想松绑，又怕出现新一轮的地方债。”
“通过PPP，政府可以把债务转化成企业债，通过多年经营和展期，将债务分摊到多年来实施。”安信证券环保分析师邵琳琳在水生态安全大会上表示。
12月7日，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韩志峰透露，发改委投资司和财金司正在研究设立PPP专项企业债券，开发出适合PPP项目特点的企业债券，以更好地降低PPP项目融资成本。这一信号释放了通过市场化手段寻求PPP项目融资突破的可能。
金融机构的反应很快。 一位机构人士向媒体表示，一得到监管层正研究推出PPP专项企业债券的消息，公司相关部门研讨已经开始，目前来看，以项目收益债的形式发行可能性较大。不过他也表示，这个口子一开，仍需许多政策配套，比如发行、准入制度要改变。债券中间的配套措施也需要跟上，比如评级，不能照搬城投债的评级，需要建立新的评级规则等。
赵笠钧看来的理想模式是，政府发债，请专业公司提供专业服务，通过DFO(design field operation)的模式，这样双方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我想政府在设立一个制度的时候，要考虑终极解决什么问题，PPP是解决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问题，应该在这个目标下所有要素达到最优配置。”
赵笠钧认为，政府希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够社会化运营、解决政府部门管理的高制度成本，比如污染治理项目，政府自己建设自己管理，环保监管不容易实施，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一直在积极推动环境第三方治理，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第三方治理不一定就是社会资本，资本可以政府出，但是建设管理要交给社会化公司。”赵笠钧表示。
瀚蓝环境总裁金铎和邵琳琳都认为，PPP的推进可能会给行业带来巨大变化，民企可能更多的要寻求和央企、国企合作，以便获得更好的资金来源和人脉关系，中小企业可能从过去直接面对客户变成通过平台企业和客户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