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秦伯强参与治污任务以来的一大心得，即湖泊治理“管理是关键、技术是支撑”，管理的核心是控源截污，而需要科学家做的，更多的是对污染物来源的认定，以及对治理方法、生态补偿根据的科技支撑。
比如，谁污染了、污染多少、补偿多少，对人体健康和当地经济发展有多少影响，这些都可以量化。秦伯强说，可以在跨界的河道上设立监测点，采取科学的方法指标进行监测等，建立一套科学的算法来支撑生态补偿的政策。
如今即使在稍冷的季节，太湖岸边还能看到一些绿色的蓝藻，甚至是一些黑色的液体。秦伯强说，控源截污还不够彻底。但庆幸的是，科学家在湖泊领域的研究，有了稳定的支持——当地政府成立厅局级的太湖办，来专门抓太湖的治理问题。“这样，科学家研究的持续性，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不受政策的波动影响。”秦伯强说。
关乎“米袋子”的土壤：要几百年才能长出1厘米
土壤污染的治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尽管对普通民众而言，相比于空气污染和水体污染，大家对土壤污染的紧张感还没那么强烈。
比如，人们所深恶痛绝的雾霾，虽然属于大气污染，但它和土壤也有一定的关系。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连续出现雾霾天气，根据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研究，北京空气中PM2.5的来源，除了燃煤、生物质燃烧、汽车尾气与垃圾燃烧、工业污染和二次无机气溶胶5个重要来源，土壤扬尘的平均贡献率达15％。
毕竟，土壤对人类生产、生活来说无处不在。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将土壤称作“地球的皮肤”，在他看来，土壤，这一层铺在地球表面的松散物质，关系到“米袋子”和“菜篮子”，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
1931年日本“痛痛病”事件让很多人心有余悸，而这样的案例，也是每个研究土壤的人都熟知的：在日本富士县，20世纪初，人们发现当地水稻生长不良，到了1931年，又出现一种怪病，患者大多是妇女，腰、手、脚等关节疼痛难忍，严重者呼吸都困难。有的患者还不能进食，痛苦无比，常常大呼：痛死了痛死了！“痛痛病”由此得名。
后来人们才知道，富士山有一条神通川河，当地居民以此灌溉两岸庄稼，后来一家金属矿业公司在河的上游修建一座炼锌厂，排放污水中有大量的镉，镉污染了水，水又污染了土壤。经过科学调查，河两岸水田所产的稻米，富含大量的镉，即“镉米”，镉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最终导致了“痛痛病”。
沈仁芳说，土壤是生物、气候、地形、时间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长出1厘米。这意味着，一旦土壤被污染，修复起来是“一代人都很难看到结果的”。
令人欣喜的是，去年5月“土十条”发布。这被称为在我国土壤修复领域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其中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方面，要求建立的地方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必须严于国家标准。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周东美说，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非常重要，这是用来判断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好坏的尺子。
不过周东美调研发现，实际上，目前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往往是基于在全国对污染物最敏感的那个土壤类型上的取值，而其他土壤都具有较大的环境容量。这在周东美看来似乎是没有必要的，还是要正视土壤修复的规律，按自然规律做事。
他说，我国目前场地修复工程越来越多，但目前一个问题就是要求修复的时间太短。实际上，如果可以较长时间的修复，修复所用的方法可以温和些，对环境影响可能才会小一些。
另一片值得关注的就是农田土壤。根据周东美的调研，我国农田土壤污染面广量大、类型多样，但目前来看，并没有一种特效药或技术可在短时间内快速、大面积解决所有问题，他说，只能根据实际污染情况、农业、气候、经济条件甚至当地风俗，来有针对性地“开药方”，“一刀切的做法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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