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食品”增多也导致“涉外”食品安全事件增加。进口食品已经成为我国消费者重要的食品来源。国家质检总局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进口食品贸易额增长了22.6%，年均增长率5.2%。而这一时期，我国共检出不合格食品12828批、6.8万吨、价值1.5亿美元，比以往有明显增加。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翔表示，我国几年来进口食品数量大幅增大，进口来源复杂，客观上导致进口食品安全事件持续增加，“洋食品”的安全质量状况引起国内消费者高度关注。
新技术、新工艺、新配方给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带来难题。安徽省食药监部门工作人员说，以“地沟油”为例，一些加工者通过技术、工艺的改进，可以使“地沟油”逃过常规手段的检测，在各项指标上与安全合规的食用油看不出差别。而且，食品市场上新品种、新配方层出不穷，加之科学研究不断深入，之前被认为对人体无害的一些添加剂，如今也能挑动消费者和舆论的敏感“神经”，给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带来压力和挑战。
“全过程”治理仍存在短板
调研发现，公众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异常敏感，燃点很低、触点很多，但源头治理、流通环节治理仍存在短板，新的潜在风险因素增多。
——源头风险增大、过程风险增大，“全过程”治理仍存在短板。
“食药监部门把准入关，但准出关谁来把？”食药监基层一线工作人员谈到了困惑。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监管科科长袁富汉说，孔雀石绿可以让鱼的受伤面不扩散，看起来更新鲜。但是这种改善型的违法添加，到底是养殖环节还是运输环节出了问题，往往难以明晰。
科研发现，食品安全源头污染问题值得重视。中科院广州地化所应光国课题组从2006年开始研究抗生素污染问题，足迹遍布中国58条主要河流，以及广东、广西、湖南、河北等省份的主要养殖场。研究发现，中国2013年使用的16.2万吨抗生素中，大部分抗生素通过人畜排泄至体外，一年有超过5万吨抗生素排放进入水土环境中。珠三角、京津冀及长三角地区各类养殖业密集，恰是抗生素污染重灾区。
——机构改革后，管理风险增大。近两年来，部分地方在推行“多合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过程中，削弱了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影响到法律实施的效果”。
来自安徽的基层工作人员反映，由于改革前质监和食药监在县以下基层没有监管机构，所以“三合一”后的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实质上就是以前的工商所换了一块牌子，人员没有增加，但管理范围和工作任务量却大大增多，如增加了食品生产和餐饮监管、特种设备监管、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等等，而基层工商所人员普遍缺乏专业知识，难以胜任监管工作。
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待理顺
专家建议充实基层，保障基层执法力量稳定，加强食品安全考核，追责要依法规范透明，推动形成联防联控机制。
——推动形成企业主体责任、全过程监管、社会共治环境三位一体的局面。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市场安全监管处副处长王中立建议，建立“从种植养殖源头到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的“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包括产地重金属污染、种养殖用水污染、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等环境问题，化肥过量使用、抗生素滥用、农兽药残留超标等问题，这些难题的解决都需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单独设立。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郭宇华认为，食品安全监管不是简单的市场监管问题，而是公共安全问题、政治安全问题，关系人心向背。食品安全应当着眼于食品链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关注所有可能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的因素，防患于未然。
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处处长仲炎说，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都是将市场监管和食品药品监管两类监管部门分别设置。建议在下一轮改革中，应系统梳理目前各监管部门职能，到底哪些监管职能属于普通市场秩序，哪些与公共健康安全直接相关，争取一次性调整到位，以免将来再折腾。此外，为防止市、县、基层所之间推诿、扯皮，建议尽快明确各级事权。
——充实基层，保障基层执法力量稳定。基层工作人员建议，一是要尽快充实基层监管执法力量，毕竟绝大多数工作都要基层去落实；要关心和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加强食品安全考核，追责要依法规范透明。将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难点如经费保障、监管机制创新等，纳入考核体系，明确各方责任，督促各级政府和监管部门在监管难点上着力。仲炎建议，追责应该是追有因果关系的责，即“过错追责”，同时追责过程应当依法、规范、透明，还应当保证被追责人员有畅通的申诉、救济渠道。
<上一页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