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受重视
一朝成为新区人，雄县司机孟齐开车去容城，他望着路两边连片的青绿麦苗说：“中央不是看中白洋淀有什么，恰恰是这里啥都没有。”雄县和容城的支柱产业是塑料薄膜和服装加工，规模都不大，安新县距离白洋淀最近，发展主要依靠旅游业。
“它是一张白纸，可以更好地规划。”邬贺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6年秋天，专委会到白洋淀调研。
“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对于地点的选择，邬贺铨说，一个重要原则是与北京、天津的距离要比较适中，既不能很近，太近不能起到缓解大城市病的作用；也不能太远，太远不利于北京、天津资源的协同。
一些北京学者也从各自角度献计献策。2013年，北京大学教授、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主任杨开忠在一份疏解北京城市功能的政策报告中提议，希望建立一座国家行政文化新城，当时他也看中雄县附近。
“太远了联系不方便，太近了城市就会依附于北京，和北京连成一片，不利于自立发展。”4月2日，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保定距离北京、天津的距离也不远不近，为什么不就选在保定？
“要找一个相对来讲资源环境承载力承受得了的地方。”邬贺铨说，考虑到保定人口比较密集，而现在雄安新区范围内人口较少，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较充裕。三县周边是平原，簇拥着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
河北省白洋淀风景区，入口处的一艘表演捕鱼的小木船。雄安新区在论证期间，水环境是咨询专家关注较多的领域。 南方周末记者张涛|摄
一位专委会成员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雄安新区的水环境问题特别受重视。水量不足、泄洪时排水对下游的影响、上游河道水域质量等问题，都有专家进行专门的论证规划。
选择建设雄安新区，没有出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治彦的意料。这是学界曾经上报过的方案之一，而且是刘治彦认为比较好的方案。
不过，他本以为中央会选择保定方案。“我们原来觉得保定有一定基础，但中央可能考虑到，有一定基础也是它的劣势。”
靠“内涵”，不靠外资
在刘治彦眼中，雄安新区这一设想诞生的时间线可以进一步拉长。
2001年，被简称为“大北京规划”的“京津冀北城乡地区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通过建设部（即现在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定，该规划的主持人是著名城乡规划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京津唐、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都包括在“大北京”范围内，当时在研究团队中的刘治彦就来过白洋淀考察。
这被视作对京津冀一体化最早开展的系统性研究，且一直持续下来。2006年发布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二期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新畿辅”的概念。到2013年，《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提出，以北京新机场规划建设为契机，京津冀共建“畿辅新区”，疏解非首都功能。
三期报告中写道，地区内发展落差的不断扩大既不利于解决京津两大核心城市由于人口和产业聚焦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使得河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接受经济辐射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在与京津间产业竞争与合作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虽然具体区位有差异，但三期报告执笔人、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教授吴唯佳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一直以来，京津冀地区大城市的发展对周边的带动作用不明显。河北本身怎么发展，需要寻找一种发展路径。
“人口资源环境、大城市病都会制约发展。（把北京）非首都功能纾解出去，使发展势头能继续保持，压力不会集中在一个城市上。雄安是其中落地的一个动作，但不是全部。”吴唯佳说。
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具体分为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等四类。
“北京有很多非首都功能，但也没有说所有非首都功能都一定要搬过去。”邬贺铨说，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它的总部、分部放在哪里会根据中央的要求，但也会考虑企业自身的需要，不会强迫哪个企业一定要搬到雄安新区，而是新区依靠自身的条件和环境吸引企业。
至于国家部委，则属于首都功能的一部分，“没说把首都功能搬过去”。
上述专委会成员印象深刻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有人专门澄清：“雄安不是首都副中心，就是新区。”
除了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邬贺铨提醒南方周末记者：“中央不仅希望雄安在京津冀一体化上起示范，还希望雄安在改革开放上形成新趋势。”
“过去，我们并没有在内地建新区的经验。”邬贺铨说，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都在南方沿海，主要承担了开放的功能。而雄安新区更多还是要靠“内涵”发展，承担着为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大片内陆地区的转型发展探索新模式的任务。“开放还是要的，要吸收深圳和浦东的经验。但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外界，雄安新区不是主要致力于引进外资，但也不会排斥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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