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4日，为应对气候变化签署的《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多边国际条约目前已经获得140多个缔约方的正式批准。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之前的一年中，习近平主席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发表两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巴黎协定》的达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与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相比，巴黎的成功在于其灵活的执行方式：每个国家提交自主贡献方案，共同为应对全球气候问题而行动。特朗普一意孤行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毫无疑问是在全球齐心协力应对气候治理难题时“开了历史倒车”。但换一个角度，《巴黎协定》中的这种“自下而上”的思路，意味着气候治理不能完全依赖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气候问题也不应该只是政府间的合作议题，各类组织和个人的参与才是治理的关键。事实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经被列为组织社会责任的重要议题。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排放温室气体，同时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出版的ISO26000:2010《社会责任指南》，企业应在能源消费、土地使用等方面降低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利用多种手段减小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破坏，并在决策过程中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并识别气候风险。
气候变化的风险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过去7年中，气候变化经常处于风险发生概率和影响力排行的前列，“政府和企业组织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缺乏有效行动”被列入2016年最具影响力的五大风险之一。长期来看，气候变化会对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造成影响，但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带来的变化将在短期内体现出来。举例来说，减排政策和清洁能源技术将引起高碳资产的重新定价，甚至搁浅。2015年12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成立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工作组旨在帮助投资者、保险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识别气候变化的潜在风险，并将其纳入决策过程。根据TCFD发布的报告，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可以分为物理风险和过渡风险两大类。
1.物理风险
在短期内，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事件会破坏企业的资产，并威胁到企业及供应链的正常运营和劳工安全。沙漠化、海平面上升等长期的变化也会对企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根据美国气象学会通报（BAMS）发布的《从气候角度解释极端事件》报告，气候变化加剧了2015年5、6月出现在印度的高温天气。这场热浪造成2000余人死亡，而且极端高温提高了制冷系统的需求，印度本不完善的电力基础设施不堪重负，频繁的停电限电重创制造业，旅游业和政府的招商引资也受到影响。这份报告还指出，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增加了中国南方短期强降雨的几率，2015年5月南方地区发生的洪灾就是因此引起。
2.过渡风险
为缓解气候变化，全球能源结构需要向低碳清洁的方向过渡，但这场能源变革会给企业带来多重风险。首先，转型时期的政策会向低排放、高能效和可持续的产业倾斜，碳定价等政策会直接冲击传统的能源领域和高排放行业，企业将面临相应的政策风险；其次，可再生能源、节能、储能等技术快速升级，忽视这些创新将使企业暴露于技术风险之中；再次，技术的进步将彻底改变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供需关系，一些企业将失去原有的竞争力；最后，公众的气候和环境意识逐步提升，对缓解气候变化造成破坏的企业有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并危及自身的声誉。奥巴马政府试图推行的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很好地诠释了气候变化的政策风险。此计划旨在限制电厂的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燃煤电厂和煤炭产业将受到沉重打击。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分析，奥巴马的清洁电力计划会加速美国燃煤电厂的退役。今年3月末，特朗普总统下令重新评估清洁电力计划，终止这场“对煤炭的战争”。但是，美国最大的私营煤矿公司的CEO曾劝告特朗普，不要对振兴煤炭市场报过高的期望。挤压煤炭产业的是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而不是各种政策法规。从技术和市场风险的角度来看，水力压裂等技术的突破直接引发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廉价的天然气与煤炭在发电领域同台竞争。2016年2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暂缓实施清洁电力计划。然而，2016年度燃气发电在美国电力结构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煤电，这足以体现技术和市场风险的影响力。在实现2℃温升目标的前提下，全球60%~80%的化石能源资源将无法被燃烧。如果政府出台严格的减排政策，化石能源领域的高碳资产将迅速贬值并提早报废。这些潜在的搁浅资产将构成碳泡沫，给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带来金融风险。另外，在全球气候行动的背景下，传统化石能源行业会面临较大的道德压力，企业的社会形象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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