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则新闻让郑磐基如获至宝，他希望让专家们的倡议马上在婺源变成现实。于是他联系渔潭村所在秋口镇上的干部，双方一拍即合，竖立碑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小区“渔潭村后龙山自然保护小区”。
郑磐基写下“关于婺源建立乡、村自然保护小区的商讨”，手抄一份送给当时的婺源县委顾问，得到热烈回应。婺源县政府发下通知，让各乡镇上报适宜建自然保护小区的地点，林业局派人指导，勾绘地图，确立边界。一时成立了乡级自然保护小区13个、村级及村小组级自然保护小区168个，多是当地的风水林。
1995年，国家林业局把婺源县建立自然保护小区的做法誉为林业分类经营的“婺源模式”，在全国推广。随后全国各省纷纷派团到婺源，参观学习婺源建立自然保护小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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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自发
仅从数据上看，自然保护小区在25年中超越了婺源一地，开始在全国扩展，南方地区尤多。
2017年5月23日，国家林业局宣传办工作人员答复南方周末记者，由于自然保护小区是民间根据实际需要自发建设的，全国没有统一要求，没有财政支持，也不掌握确切数据。据中国林业年鉴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我国自然保护小区总计4.84万个，总面积1384万公顷，平均285.95公顷。
“这个数字可能比2000年还略有下降，说2000年的时候有5万个。婺源模式开始以后，很多东部地方一哄而上，成立了很多，时间长了之后反而是下降。”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晟之走访过广西、云南、四川等地的一些自然保护小区，在他看来，自然保护小区实质是社区保护地。
在李晟之所写的《社区保护地建设与外来干预》一书中，社区保护地指的是社区群众对于自然资源采取自我约束或排斥性干预活动的区域。“社区保护地中有一部分和政府互动比较多、政府登记备案的，属于自然保护小区。”李晟之说。
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简称“美境自然”）的创始人张颖溢参与过2010年《广西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小区管理办法》的制定，她坦言，全国各地对自然保护小区没有统一认识。“所谓的自然保护小区或者社区保护地，很多都有着非常好的传统文化，他们有意愿去保护。”
和自然保护区相比，自然保护小区不仅是面积小。“自然保护区是审批制，自然保护小区是备案制。”张颖溢提醒。当自然保护区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外围区，政府专门配备人员和资金进行保护时，自然保护小区主要依靠的是社区自发或外来干预激发的保护意愿。
这亦是婺源县林业局野保站站长洪元华的些许感受。“婺源模式说到底还是个理念，就是要把风水林保护起来。”2017年5月22日，他翻动着当年记录着自然保护小区名录的泛黄纸页，坦率地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实际上村落的风水林能不能保护住和传统文化、宗族管理有关。这些（自然保护小区）又没有资金扶持，政府管不了它，它也不要你管。”洪元华已经很久没有对照着名单去检查这百来个自然保护小区的现状了，他了解到，有些村庄仍愿意保护，有些已经开了路、建了房子、浇了水泥地，不可能恢复为林地。“我到1998年就看清楚了，（婺源模式）可操作性太低，根本推广不了。现实是很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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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互动
而自然保护小区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政府该如何与社区互动。“政府的管理往往是很刚性的，一定要规范地说出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但是社区自发的保护是弹性的，两者怎么兼容。”李晟之举例说，当老百姓要保护一块森林、防止外人打猎时，往往采取的做法是觉得打猎多的季节就每天上山巡逻，猎人来得少的季节就不上山。而政府则硬性要求每个季度都要上山巡逻一次，就和老百姓动态调整的机制不一样。
“政府要让老百姓去保护，不能把老百姓原有的机制破坏了。”四川省林业厅开始委托李晟之研究制定自然保护小区管理条例，李晟之为这件事，在2017年下半年一连安排了三场研讨会，除了林业、环保专家，还广泛邀请了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科学领域专家。“自然保护小区涉及乡村治理，我们想比较开放地去总结经验，争取有所突破。”
张颖溢则认为，政府的认可本身有其价值。“政府不像对自然保护区那样对自然保护小区去投资，但是这些外部的认可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让社区更有积极性地去保护。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让社区在保护中受益，比如在自然保护小区中引入城市儿童自然教育，更会促进他们去做这件事。”
环保组织作为对社区进行外来干预的力量，在自然保护小区中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四川省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就是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干预和帮助下，村民们开始保护当地生态。
平武县是中国野生大熊猫最多的一个县，内有五个大熊猫保护区，但并未完全覆盖大熊猫栖息地。关坝村就是处在大熊猫保护区外的重要保护地段，但又面临保护空缺问题。据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西南山地社区保护项目负责人冯杰介绍，团队于2009年到达村庄，做本底调查，开社区大会，动员村民们组成巡护队员保护河沟里的鱼类和山上的植被。
“只有村民能管好村民。而且大家可以共同商量，到底要多少钱我们才能把社区保护好。”冯杰表示，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每年用15万元资金解决了20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其中12万元来自乡镇的国有林保护资金和村上集体积累，3万元来自市场。而附近一个11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一年政府投入是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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