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网友：截至2014年，我国生物质能实际利用量仅为3000万吨标准煤左右，而在国家能源局印发的《生物质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到2015年我国生物质能年利用量应超过5000万吨标准煤。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庄会永分析了差距存在的原因。他指出，生物质电厂建设投资成本较高，发电成本远高于肆零零零武叁柒陆零五火电;燃料来源供应不足的矛盾突出，产地实际可收集量和理论计算量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能源环境定价机制尚不完善，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与环境成本，使得商业性资本不愿积极主动地介入lvbei01节能环保领域;扎堆建生物质电厂使得原料、人力成本上升，盈利能力差。“任何一个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发展初期成本一定是较高的。这与技术水平、市场占有率和认知度有关。”庄会永说。“对生物质能源的质疑从它一出现就一直存在。”程序说，毕竟，同传统能源相比较，无论是技术水平、应用范围还是市场价格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因此，一方面要提高新能源产品的技术水平，提高产品的能源转换效率，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扶持力度，比如从政策倾斜、财税支持和产业规划等方面多做工作。“《经济学人》中对生物质能源的质疑或许并非针对我国。”程序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其对粮食安全的担忧也不符合我国国情，我国已经很少生产影响粮食安全的第一代生物燃料。”据了解，第一代生物燃料是使用糖类和淀粉类等原料发酵产生生物乙醇制得的燃料，其可持续性一直颇受争议。这也在市场变化中有所体现：2010年以来，第一代生物燃料增长势头明显受挫，2009～2010年其产量增长率为13.6%，而2010～2011年这一数据大幅下降为3.1%;第一代生物燃料投资总额的增速也明显放缓，甚至已有200多家第一代生物燃料企业关张。“这些关张的企业大部分在美国，而欧洲也一直在进口美国的木屑颗粒燃料，这也给美国的森林安全带来威胁。每个国家的生物质能源技术不同，面临的发展困境也不尽相同。”程序认为，笼统地概括“生物质能源经济的不环保，环保的不经济”并不妥当，生物质能源利用当中产生的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尚待显现。实际上，我国生物质燃料就在试点和实践中不断进步。河北天太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晓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们致力于生物质成型设备的生产和销售以及生物质原材料的收集、加工和销售，为众多家庭和供热企业提供“绿色燃料”。“直接燃烧植物材料，因为供氧不足，材料不能充分燃烧，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黑烟且热量小。”杨晓亮说，把秸秆、棉柴等压块后，在燃烧过程中，燃料块先烧掉外层，再从表面到内部一层层燃烧，使每一层都能充分遇氧燃烧。秸秆压块只是走出了“绿色燃料”的第一步，要真正做到没有污染，还要配上能对烟尘进行二次燃烧的生物质代煤采暖炉。杨小亮指出，这就可以确保秸秆燃料完全燃烧，不仅没有二氧化硫排出，还少了很多粉尘污染物。虽然国家在政策层面给予了支持，如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国家给予适当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制定了专项财政资金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办法，但“各项政策还要制定具体操作细则，做好相互衔接”。庄会永说。为推动生物质能产业起步，不少省份对省内生物质能企业给予了较大支持，杨晓亮坦言，其所在公司就是政府扶持的受益者。据介绍，2014年河北财政投资2.4亿元，用来补贴节能炉购买者和秸秆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者。“当前生物质燃料的推广主要依托政府政策引导、补贴以及禁煤的力度和范围。一旦补贴消失，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会出现问题。”杨晓亮表示。对于生物质燃料生产企业的原料收储运难题，庄会永建议，唯有发展规模化的生物质能源产业才是解决途径。“先进的设备是基础，从刨根打捆到联合收获，即高效又节省人力，在市场上应用前景也很明朗。”“发展生物质能是中国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环节，尽管在原料可持续供应、产业规模化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随着国家政策和相关技术创新，我国生物质能源一定会有更大突破。”庄会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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