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厂区，不时有封闭式的垃圾车驶过，但并未闻到异味。在封闭式的焚烧厂房内，记者看到堆积如山的各类垃圾被吊车抓入炉内焚烧。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垃圾焚烧厂2012年6月并网发电，每天处理重庆市主城区生活垃圾约2400吨，年上网电量2.3亿度，可满足约20万户居民的用电需求。
三峰集团副总经理唐国华表示，该公司2000年引进德国马丁公司垃圾焚烧技术和烟气净化技术，并实现了国产化，同时根据国内垃圾混杂、含水量高的特点进行了技术改造，其制造的炉排炉不加辅料就可以实现垃圾的充分燃烧，环保排放可以达到欧盟标准。垃圾焚烧后产生的飞灰固化填埋，渗滤液处理达到一级A标后循环利用，作为建筑材料，“仅炉渣每年就可卖七八百万元。”
在该厂在线监控设备上看到，使用中的三个锅炉排放的Hcl、颗粒物、SO2、NOx均低于欧盟2000的标准，只有3号锅炉的CO稍高出，但也远低于国家标准。
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3）统计，2013年全国已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共有166座，日处理能力15.8万吨。根据《“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十二五”末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48%以上，日处理能力达到30.7万吨。“我国‘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张益说。
然而，与亟待处理的海量垃圾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发展前景伴随的却是公众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垃圾焚烧为何陷入两难？
垃圾焚烧为何被“妖魔化”
二噁英是公众对垃圾焚烧最大的担忧。“目前技术上完全可以处理二噁英，国内垃圾焚烧主流企业都可以做到。”唐国华介绍说，只要炉内温度高于850摄氏度，二噁英就被分解了。而在气体出炉过程中，随着温度的降低，又会产生少量二噁英，通过活性炭喷射系统，可对二噁英进行吸附处理，同时喷雾塔、布袋除尘器、石灰浆纸杯系统等烟气处理设备，可对酸性气体、重金属、粉尘都进行有效处理，进而达标排放。
专家表示，消除公众对垃圾焚烧的恐惧，技术不是核心问题，关键在于配套的环保监管、企业运行、公众参与、社会监督能否让先进的技术真正得到运用。
张益认为，公众排斥垃圾焚烧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监管漏洞所导致的公信力缺失。我国垃圾焚烧起步晚，在发展过程中，排放标准、环保监管等方面不够严格，一些垃圾焚烧项目运营不善、污染超标；个别企业的臭气、烟尘、飞灰处理不到位甚至偷排，影响到整个产业形象；环保监管缺乏足够的力度，导致公众失去了信任，进而形成不良印象和抵触心理。
其次，公众对环境利益的自我维护意识日益加强，但政府、企业缺乏透明公开的项目信息、平等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部分项目选址过程不够公开、环境评价不够规范。从已发生的垃圾焚烧抗议事件可以看出，尽管当地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解释、沟通工作，但临时抱佛脚的应急举措难以让公众信服。当地群众几乎对垃圾焚烧厂的决策、规划、环评、选址和建设等所有环节都持否定态度。在信息真空的情况下，加上二噁英等污染被人为误导、放大，引起周边居民的恐慌，进而演变成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
“还有公众心理接受度的问题，也就是‘邻避效应’。”张益说。“邻避”来自英文“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部分公众虽然对垃圾焚烧厂有一定理性的认识，认为应该建，但就是别建在自家附近。“举个例子，钢铁厂的污染比垃圾焚烧厂、火葬场的污染大得多，但是从公众心理接受度来看，却是倒过来的。”
唐国华说，国外很多垃圾焚烧厂位于市区或近郊，有的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丰盛垃圾焚烧项目当初选择在城市近郊，但根据规划那里以后要建成市区，最后选择现在的地方。当时外国技术人员感到不解，说建这么远垃圾运输成本会很高，他们国家一般都建在城市里，但国内很多人难以接受。”
此外，垃圾焚烧行业上的恶性竞争也是导致公众焦虑的主因。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一吨垃圾焚烧可以产生约360度电，根据目前每度0.65元的上网电价，如果技术过关、运营得当，发电收益就能超过运营成本，再加上垃圾处理费补贴，以及特许经营，收益稳定，垃圾焚烧行业利润可观。“因此这几年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由此导致近几年各地上马的垃圾焚烧项目垃圾处理费竞标价格屡创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