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当前科普往往用来应急。以江门核项目为例，公众大规模反对之后，政府、中核集团等有关人士才出面，回应公众关心的核安全问题，而后又部署针对企业负责人、学校教师和村民代表的宣讲会，到当地高校举办核知识讲座，等等。
但是，据清华大学教师戴佳等在调研中询问当时参与报道的一线记者，宣讲和科普并没有那么成功，比如，一位清华大学的老教授，只是照着PPT念文案，且在提问解疑环节，由于听力不佳，交流沟通效果也不理想。
说到底，科普效果还是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诚意有多大，以及各项工作的准备是否周密相关。
所以，要想在抗议情绪之中改变公众认知，就更需要有足够公信力的知识生产机制。从公开报道的核项目纷争来看，目前并没有直接看到能够改变危局的知识力量。当然，也有调查显示，公众更相信专家的论述，只是，一旦抗议之势已起，专业解读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可能就要打个问号。
另外，目前各地新建项目的常见科普方式是带队参观已有核项目，不过，在实践中，参观往往止于官员或极少数公众，效果有限。
从长远看，随着核知识的普及，公众的核恐慌会慢慢减弱，但是，未必就代表公众能够完全接受。近年来，因为日本福岛等事故，德意等国就爆发新一轮的核抗议行动，政府压力巨大，不得不“妥协”。
第三，治理体系不能承受之重？
连云港暂停核项目，类似事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无奈”，也是“无能”——无论事前还是事后，政府几乎都无力适度舒缓或合理引导公众质疑。
从行政过程看，公众看不到更无法参与决策，实为抗议的来源之一。重塑双方信任也要依靠坐实公众参与。保障更多利益相关主体充分参与，通过透明打消疑虑，正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再次重申的法治政府要求，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而且，公众参与应该是全过程的，有实质意义的，不能只是把公众参与作为决策的“花瓶”。
显然，如何把握公众参与的节奏，主动权还是在政府一方。连云港市民的抗议原因之一就是，如此一项事关地方安全的项目，公众竟然一无所知，而政府则可能认为，当前还是选址前期，还没到公众参与的时候。
从核项目公开和参与的相关立法来看，目前尚无明确完整的规定，厘定各方在公众参与及信息公开中的职责以及细化程序，使得公开和参与往往更取决于行政意志，缺乏预期。据媒体报道，法国核电比重超过70%，而且大都靠近生活密集区，法国核安全局的经验是“透明、再透明”，在信息完全公开后，企业和居民的互信反而加强。
为了应对重大项目的社会风险，中央近年来重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作为项目可行性报告的一部分。
比如，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出台，将社会稳定风险等级分为三级，高风险是指“大部分群众对项目有意见、反应特别强烈，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只不过，从已有实践看，“稳评”的作用也很有限，无法解决公众与政府对具体决策的认知差别。
而且，面对同一事件，也存在利益分化，比如，涉及项目占地拆迁或者有税收实惠的区域内群体，则可能会支持。
一个实例，2011年江西彭泽核项目经过有关安全、环境的评定报告获得批复并建设之后，2012年，与彭泽县一江之隔的安徽望江县，却以政府公文的形式，向上级部门递交报告，恳请取消江西彭泽核项目。很显然，两个区域的利益协调，更为困难，治理难度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