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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牙齿”
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配套的激励和惩戒机制，都如空中楼阁般虚无缥缈，缺乏执行力。让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有效运转起来的当务之急，是为其装备锋利的“牙齿”。目前来看，环保约谈、督察巡视正在成为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新型激励和惩戒机制。
环保督政约谈是环保部针对那些出现严重环境问题的地方政府负责人实行“非常态”的督察。综合运用“一票否决制”“挂牌督办”“通报”“媒体曝光”等监督手段。2015年以来，环保部对临沂、郑州、驻马店等几十个城市的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值得注意的是，约谈对象是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并不包括党委及其主要领导。之后开展的环保督察巡视的对象则增加了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将“环境问题突出、重大环境事件频发、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力的地方作为督察对象，重点督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情况”；督察巡视的目的是推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
2015年8月印发的《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明确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名义，对各省份党委和政府开展督察。目前这个文件没有公开，我们无法详细了解具体细节。官方媒体广泛报道了同年12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河北省开展督察试点的新闻。督察反馈情况措辞严厉地指出，“原省委主要领导对环境保护工作不是真重视，没有真抓”“河北省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与中央要求和群众期盼仍有较大差距”。随后河北公布了环保督察反馈整改方案，归纳整理出47个问题，实施清单制，“逐项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整改目标、整改时限，研究确定了283项整改措施，拉条挂账、督办落实、办结销号”。
日前，第一批8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进驻内蒙古、黑龙江等8个省份进行环境保护督察。其工作程序可分为督察准备、督察进驻、督察报告、督察反馈、移交移送、整改落实、立卷归档七个环节。其中督察进驻是关键环节，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被督察地方，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采取听取汇报、调阅资料、走访问询、个别谈话、受理举报和现场抽查等方式，按照省级层面督察、下沉地市督察、梳理分析归档三个阶段开展工作。在此基础上，形成督察报告，经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向地方反馈，并对地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
从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理念的提出，到约谈、督察巡视等制度化模式的发展，无疑体现了环保在执政日程中的重要性和优先性急剧提升。这些新举措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公众和舆论更为关心的话题。据报道，一些城市在被约谈后深感压力，开展“铁腕治污”。在一些老百姓看来，督察效果立竿见影，多年难治的污染企业因为督察组的到来而一夜关停，更出现了一种被称为“约谈蓝”的天气现象。
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能否成为可持续性的环境治理“良药”，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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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与分权的平衡点
从环境政治学的视角来观察，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所涉及的核心是环境治理的“中央－地方”关系。换言之，环境治理应该集权多一点还是分权多一点？事实上，站在中央的立场上说，地方在环境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需要采取约谈、督察巡视等中央集权的手段来管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然而，地方官员觉得自己很冤。在他们看来，一些环境问题恰恰是缺乏地方分权的结果。例如，地方环保部门没有足够的权限去规范本地企业的污染行为，特别是央企，导致“税收交给了中央，污染留在了地方”的现象。此外，地方的环境治理项目需要中央的配套支持，比如配套政策的资金支持问题。
从长远看，根据环境治理的特征，协调央地关系，寻找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平衡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境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长期性、科学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因此其治理过程必须具备开放、参与、分权、合作的多元治理要素。相对于中央，地方官员距离“环境”更近，在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理应配备恰当的权力和资源。此外，生活在地方的公民个人距离“环境”最近，对环境的了解和需求最为直接和快速。从这个角度看，治理环保“老大难”问题，不仅要给地方党委政府的“老大”们戴上紧箍，更需提供制度安排切实保障老百姓的环境权利，培育真正的环境公民帮助中央监督地方环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