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的积极参与，是化解“邻避”问题的成功关键。公众有环境知情权，也需要避免过分情绪化，甚至出现暴力行为；政府必须守得住底线：破解“垃圾围城”困境是目的，提高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避免矛盾激化。
4．建立对话机制，加强协调沟通。化解“邻避”问题，需要建立一整套公众参与和有效沟通机制，以免政府习惯性地“为民做主”。政府以为做了环评、有了“科学依据”，民众就会欣然接受，事实却不然。在听证会上，没有反对意见不是正常的；听到的反对意见越多，越能避免“邻避”问题的出现。
避免“邻避”问题演化为协商余地狭小的激烈冲突，必须让项目论证时的协商和说服真正起作用。让释疑跟上质疑：项目会不会产生环境影响，要用数据摆事实讲道理，国外怎么做的、采用的是什么技术、居民健康如何保证等，要耐心释疑解惑，设身处地多从当地居民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我讲你听”。
主管部门要使规划更加公开透明，多倾听并尊重民意，并成为善于倾听、尊重民意的协调者、沟通者。尊重居民意见，有助于改善政府形象；而无视“邻避”运动的现实，甚至斥“刁民造反”“顾小家不顾大家”，“邻避”事件就会激化，后果会很严重。
5．加强信息披露，化解民众担忧。信息透明，是政府与公众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信息透明，要从一开始就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公众的愤怒根源之一，是发现“邻避”项目在不知情时已然开工。政府虽然强调在网上公开了信息，但方式之低效与信息之模糊饱受诟病，也是事后处理中民众对政府缺失信任感的原因。时至今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已不能作为办事规则了。关系到人民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环境信息，应当在法律规定中强制要求披露。
公众在抗议中容易陷入“情绪主义”，因为从垃圾焚烧厂规划和选择开始就存在信息不透明问题，缺乏理性沟通和参与基础。日本的垃圾焚烧厂通过电子屏幕，实时显示污染物的排放数据；还经常开放，以便市民了解情况，化解市民担忧。东京的垃圾处理厂环境标准极为严格，参观人员戴白手套参观工厂后，手套仍是白色。“眼见为实”亲身感受有利于消除公众对垃圾焚烧厂的疑虑。
政府将信息公开、民意调查、听证会等加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企业应该尽可能向政府和公众提供完全信息，消除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对公众心理和政府决策的负面影响；除进行商务分析外，还应进行简明扼要、系统的风险分析，制定风险减轻与管理方案，及时公开发布并吸收公众和政府的意见，确保受影响区居民的知情权、表达权。
6．完善收费政策，保证垃圾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收费，是垃圾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的前提。尽管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发布了垃圾强制分类的相关文件，但现实中存在“源头分类”和“末端治理”的利益博弈。源头分类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毕竟“多分出一吨，就会少烧一吨，少得一吨的财政补贴”。在垃圾焚烧论证会上，出现“挺烧”和“反烧”声音的交织碰撞在所难免。
自1848年英国出台《公共卫生法》以来，与垃圾处理处置有关的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等法规不断完善。日本近年来要求对垃圾焚烧灰渣进行高温熔融，《二恶英对策特别措施法》《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以及废弃物回收利用的法律陆续出台。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实行收费制度，以抑制垃圾过快增长，也获得一定处理经费。
健全收费制度，按照“扔垃圾付费”原则，制定收费标准；选择稳定有效的载体，低成本高效率地收取垃圾费。制定并实施普惠性的财税政策，如抵押—返还政策、土地使用和税收优惠等，加大财政投入，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废物回收和垃圾处理领域，使财政投入、收费与设施运营成本在财务上大致平衡。探索建立环境产业投资基金、发行市政债券、利用资本市场等多种形式，筹集必要的发展资金，促进环境卫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7．分清责任，形成“邻避”问题的长效化解机制。分清责任是垃圾焚烧厂与居民和谐共处的前提。2000年，东京将23区的垃圾处理交给各区政府，成立了“东京23区清扫一部事务组”：负责可燃垃圾的焚烧、大型垃圾破碎等环节，填埋则由东京都负责。大多数社区均有一处垃圾焚烧厂，有的区甚至有两座。一些小学紧挨着工厂，家长并不担心孩子健康会受到影响，环境优美和达标排放是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