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下午，在特朗普当选的消息刷屏所有人的手机时，北京大学朗润园里人头攒动，包括万科董事长王石在内“拿到票”的观众进入了林毅夫和张维迎辩论会场，更多的“围观群众”在篮球场大小的中式古典庭院里，用各种方式希望挤入现场。辩论并未准时开始，而是推迟了10分钟—林毅夫还在完成他的PPT的最后修改。
此轮围绕产业政策的论争，从8月的亚布力论坛一路烧到11月的大梅沙论坛，吴敬琏、黄益平、许小年等经济学家，以及顾昕等政府管理领域的学者，纷纷卷入其中、各自表态，直到目前，论争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从1994年开启的林毅夫张维迎之辩，横跨20多年—这场绵长的“市场与政府”之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变迁，始终在进行。
尽管林毅夫辩称自己“既有市场又有政府”，但他始终作为“政府”一派的代表人物存在，而张维迎则相反地作为“市场派”的符号存在。
实际上，两人都或多或少为体制内经济学家。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立，林毅夫和张维迎同为创始人。林毅夫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2013年7月至今，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张维迎主要在学术界任职，除了曾任北大校长助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外，还曾兼任国家体改委企业改革咨询委员、国务院国家审批制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11月9日在北大朗润园的3小时中，林张二人表面激烈地辩论，但观点并不新鲜—相反，两位资深经济学家一直在重申自己多年以来坚持的理论。
但这没有改变从学界、企业界到大众对这场论争的参与热情，甚至国家发改委也对此发声。
9月14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对“产业政策”的讨论作出回应，“我国的产业政策确实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
与赵辰昕的回应相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冯兴元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学界和大众对这场论战空前关注，原因是“大家都对（产业政策）现状有些不满。”
“张维迎对我有很多误解”
这一轮论战，张维迎的观点其实非常明确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用张维迎的话说，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
相对于激励机制，认知能力是产业政策失败的根本，“最好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无耻，不能解决人的无知。”所以，张维迎的结论是“产业政策是豪赌”“产业政策注定失败”。
而林毅夫在辩论后最终刊出的、据说“改了两天”的回应文中表示，张维迎对他有很多误解。“维迎老是说我主张政府选择产业，不让企业家选择。我再次强调，在我的两轨六步法以及五种产业的划分当中，只有一种产业是政府选择的，那就是涉及国防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其他产业都是企业家主动选择进入的，然后政府帮着解决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他批评的那种靠补贴来发展产业的产业政策，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反对的产业政策。”
林毅夫表示，自己所说的产业政策并不是广泛的补贴。他承认，产业政策大部分失败了，但即便如此，产业政策仍然是必要的—“不能因为会有政府失灵，就说不需要政府”。
在经济增速低位徘徊、下行压力始终存在，经济增长新动力尚未完全能够支撑增长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不做什么？—对当前政策动向的关切和发声，或许才是经济学界和各界再次对林毅夫和张维迎经典论争投入如此之多关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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