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样的状况，必须下大气力扭转。”（习近平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上的发言）
美国传来消息，特朗普决定在本周内做出是否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决定，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不是退不退出，而是如何退出的姿势，是逐步退出还是一键到底地退出。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的最高决策层所在考虑的问题则是，如何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的制度约束，以使得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并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某种程度上，最高决策层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上的发言所释放的信号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在近期，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已经在利益层面上碰到了极强的阻碍，一方面，对于散乱污的治理触及地方经济的某些痛点，在经济增长、就业等领域对地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困扰，并受到了较强的反弹；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本身的成本也在大幅上升，为了更好地治理京津冀地区的散乱污，环保部从全国抽调了数千名工作人员组建治污大军，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前环境保护工作背后所付出的巨大成本。 那么，一方面经济利益受损，另一方面社会还要承担高额的治理成本，两者都会给国民经济带来负担，这恐怕已经很难用传统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加以解释了。因为，如果仅从收益的视角看，每单位环境部门投入的边际收益应该等同于每单位经济部门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 这个收益究竟在哪呢？其实很简单，换个思维方式，环境保护其实是在避免风险意义上产生了风险溢价收益，也就是每单位的环境保护投入都在边际上降低社会经济的环境风险，从而产生了隐形的收益，而与此同时，经济投入上的边际下降其实是在增加经济部门的边际收益，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环境部门的投入其实创造了正的边际收益，从而与经济部门投入的边际收益相匹配。 简单而言，从风险的视角看，当前对散乱污的环境治理有助于降低风险，这个收益就是因治理散乱污所造成的局部经济利益受损的等价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