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台词：看到没有？这里不光工信部批准的事！把这些部门协调好，让大家坐下来商讨标准工作，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以公安交通部为代表的有些部门，是要将低速电动车彻底封杀的。而我们标准单位还是想着要给你们一条活路的，应该感恩戴德，为什么还不能理解我们的苦心？
第五、“针对我国低速电动车发展实际，将其界定为尺寸小于、车速低于普通汽车的机动车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标准单位从12年就开始关注低速电动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分类难啊！划入摩托无四轮，划入农用，不符合中央精神，连农用都没了，划入汽车是最简单，也最快捷的方法。很多人想建立新分类。但是新建立一类分类，需要动法规体系，工作量大，难度高，关键是有谁愿意去承担责任做这个事情呢？改法规体系时间遥遥无期啊！
潜台词：不管你们承不承认，这就是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啊。谁不是在戴着镣铐跳舞，体制改革我们也想，可是臣妾做不到啊！我们这么做可是真心想加快出台时间的啊！说我们不作为的，那是真是to young啊！
这份申明，深刻的表明了董先生和标准单位处于上热下冷的尴尬境地，即政府热(政府积极干预)、标准单位累(不堪重负)、舆论激(舆论想表达找不到入口，只能都针对标准单位来)、用户冷(用户冷漠，你们什么时候管过我们的感受啊？)。与此同时，标准单位也面临着巨大的投机漩涡，上对领导，下对行业，如何寻找平衡，让哪一方更满意呢？你好难，你好难，你好难难难难！！
法国学者让-皮埃尔.戈月：“统治的思想与等级化的权力、垂直和自上而下的指挥关系，以及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推行的意志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行政是对统治意志的执行，它强调执行行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作为对国家意志的执行更突显出工具理性的特征。
我国长期以来的“行政化逻辑”治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决定了要整齐划一的推进，不能考虑差异性，从所有低速电动车应用场景中找出最短板的一块，然后根据最短板的一块来制定政策。比如，低速电动车可以在北京周边使用，也可以在乡村道路使用，但是从政策的保障性上的统一性上讲，就需要提取北京的使用场景来作为底线标准(哪怕只有少数车在大城市使用，也必须要保证这少数车的标准适用性)。上山下乡，大炼钢铁之类，全国上下一盘棋的体系惯性下，喊出“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毫不为怪！
中国各地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差异非常大，低速电动车目前发展的极度不均衡性，而其短途代步的特质，类似一种放大用途的社区电动车。因此低速电动车的治理更需要强调社会差异性和地方性，更需要强调价值理性。而传统“行政治理”，强调控制和吸纳，这就是为什么对低速电动车治理意见差异大的一大原因。
在当代社会中，社会阶层和利益需求日益多元化，公众的权利意识空前膨胀。公众不仅追求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而且对地方性生活空间和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行政化治理的等级性、封闭性、命令一控制、向上负责的特征则会导致管理和服务出现迟缓、被动、前瞻性缺乏等问题，同时社会向政府的信息输人系统容易堵塞，公共政策易出现“凝闭”状态。
这一方面导致公众的满意度较低，另一方面也容易诱发公众通过非常方式表达和维护权益(没有合理的表达渠道)，也降低了社会公众对标准单位的信任度和认同度。当某一事件与责任单位存在关联时，就立刻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全面关注和声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董扬要来这个申明状，而舆论的反应又是如此激烈了！
这种模式犯了行政力量越位的错误，越位后的行政力量不仅无法管好低速电动车，也给自己增添了麻烦。比如强行规定，不允许采用铅酸电池。作为标准，指定技术路线不是标准要做的事情，公众必然会问：汽车上启动用的铅酸电池是否也应该取消？锂电池的回收体系也没有建立，为什么鼓励？采煤行业多数小矿安全设备缺失，是否应禁止采煤业？
改变行政力量面面俱到式的管理风格，具体事务交由市场和社会自主处理。应该看到，社会已经逐步发育成熟，公众对自己的利益可以做出理性判断和行为选择。未来的低速电动车治理一方面仍然需要从政府创新政策汲取合法性和革新空间，另一方面也需要相信社会、依靠市场，实现市场治理的逻辑回归。
董扬开篇第一句就写到：“被工信部装备司指派为四轮低速电动车标准起草组的组长，与有荣焉，心戚戚焉，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心戚戚焉”出自《孟子·梁惠王》，“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意思是说夫子说的话，我深有感触，戚戚，感动、触动的样子，指心中产生了共鸣。
工信部为低速电动车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所以董先生有感触。虽然很难，但是低速电动车也代表了一大部分基层群众的基本民生需求，还请标准部门也能同样深有感触，触动，善用智慧解决矛盾，不论阶层，只要是人民利益都是平等的，不是简单一句利益排在最后定性，如此则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