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调查数据显示，多数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绩效并不理想，要想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种植技术、经营经验等多方面的挑战。
2017年春节刚过，王鹏程与郭锐便在广州从化区流溪河上游的银林村，寻找合适做有机农场的土地。
王鹏程曾是一块面积达50亩的有机农场合伙人，按照自然农法耕种，也就是不使用农药化肥，也不使用牲畜粪便。
郭锐是银林村的返乡青年，他在村里开了四十余亩的银林生态农场。按照郭锐的说法，生态农场也不使用化学农药化肥，但会用动物粪便堆肥、配制生物农药。
他们都用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简称CSA）进行经营，而消费者采用预购的方式与农场订下一年或者数月的农产品，这样消费者与农民共担风险，相互支持，促进城乡互助。
这样的经营方式始于2010年消费者的餐桌自救行动，在全国一二线城市已有数年探索。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陈卫平统计，在2014年中国已有超过80个社区支持农业项目，这些社区支持农业已在一万两千余亩的农作物用地上按照健康生产原则开展农业生产，为一万多个市民家庭供应新鲜安全的农产品。
连续14年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2017年仍聚焦这个领域。
2017年2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办主任唐仁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公开解读。其中，唐仁健认为调好生产方式，突出一个“绿”字。就是要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修复治理生态环境，既还历史旧账，也为子孙后代留生存和发展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CSA这一生态农业的新型经营方式值得观察和思考。
不会撒谎的土壤
郭锐是2009年回家经营农场的。回乡前曾在一家实验室从事食品添加剂研究，工资待遇还不错。只是基于小时候对生活环境的记忆，郭锐一直想做健康、安全的农产品生产，甚至一度在毕业后去了一家有机农场工作学习10个月。谁知农场倒闭，他辗转多份工作后才终于回乡创业。
他在村里租下四十余亩地，一面养殖生态土猪，一面种植有机蔬菜，门前还有一片鱼塘养鸭鹅。他负责种地配送，他的哥哥一家则在农场开农家乐饭馆，蔬菜猪肉都由农场直接供给。
2016年，郭锐的农场边上多了一片20平米的试验地，王鹏程打算用自然农法做种植试验，总结它们的生长规律。他经营2年的农场在这年夏季关闭，实验地是为农场的重开做积累。
王鹏程注重土壤的培养。一锄头下去露出一条蚯蚓，或是无数不知名小虫四散奔走开来，无疑是让他和其他农民惊喜的好土。王鹏程还会闻一闻土味，帮助判断土壤的好坏。他试验的是秀明自然农法，源自上世纪40年代的日本，只使用植物堆肥。
土地与植物都是有生命的，“跟养小孩一样，照顾太多往往比较脆弱，但是你不管它，它就会自己往下扎，抵抗各种灾害的能力也会更强。”伙伴谭昕昕边拌着种子和泥团边解释。依据王鹏程的指点，她要赶在雨季来临前，育下一茬黑麦草。这种牲畜吃的草料被用作绿肥，它的根系发达，能深入地下四十多厘米。靠着绿肥疏松土壤，就能给土地排毒，培养微生物。
早在2012年，王鹏程开始学习自然农法，专注土壤改良，他相信尊重自然、爱护土地才是可持续的种植方法，才能真正做到与自然共处。他原先在南方电网公司工作，过着许多人艳羡的白领生活。但是作为电力工程设计者，他的工作就是不断赶工期，赶项目，永远停不下来。生活好似土地一般板结了。
“劈柴的时候想着挑水，挑水的时候想着煮饭。”王鹏程觉得所有人都在苦等未来，放弃享受当下。何不劈柴的时候就是劈柴，挑水的时候就是挑水呢？挣扎几年后，他从单位辞职，决定到田地里去。
小农的艰辛
2014年夏季，王鹏程与友人合伙的农场在广州从化开张，名为“正觉”，意在正知正觉活于当下。农场采用CSA方式经营，它不仅通过直销获得更高、更公平的回报，同时也注重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建立土地与食物的联接。
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瑞士，在日本得到最初发展，目前遍布世界各地。截至2013年底，欧洲大概有4000个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和40万消费者，日本约有600个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和2200万个消费者，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农场数量已超过4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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