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政府部门的职位，很少有比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首席谈判代表解振华的工作更棘手的。
不久前，解振华同意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地点安排在他在中国发改委的办公室附近一间篮球场大小的房间里。当天户外的空气质量为“不健康”；至少，智能手机上的空气质量应用是这么说的。北京市民对此类应用的痴迷程度，不亚于伦敦人对天气预报的重视。
大量雾霾来自汽车尾气，但燃煤电厂也是来源之一。这些电厂推动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也将这个国家变成世界头号二氧化碳排放国。
中国对煤炭的巨大需求意味着，它在2012年排放了近100亿吨二氧化碳，超过美国和欧盟(EU)的总和，占全球总排放的近三分之一。尽管拥有13亿人口，但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仍高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几乎等于欧盟平均水平。
这让解振华的处境很困难。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现年64岁、工程师出身的官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气候谈判。这些谈判于近20年前启动，目的是遏制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是主要的人为制造的温室气体，科学家称，它正使大气层的温度升至潜在危险的水平。
谈判未能阻止排放量在过去10年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快的增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中国一直在抵制外界要求其控制碳排放污染的压力。
在气候谈判中，如果解振华认为其他国家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他有时会拍桌，这让他出名。但现在他表示，窗外天天可见的污染，正在迫使中国做出改变——无论外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不夸张地说，雾霾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来源造成的，”他表示，“雾霾促使我们做出更重大的决定，加速转变发展和生活模式，转变经济、工业和能源结构。”
换言之，随着中国经济日渐成熟和降低对重工业的依赖，它希望在解振华所称的用更清洁能源代替燃煤发电的“巨大努力”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问题在于，中国愿不愿意（或者能不能够）及时做出改变，阻止全球气温升至潜在高风险的水平？
对于这个问题，解振华面露愠色。“国际社会有时候怀疑中国会不会采取切实行动，”他表示，“这件事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中国肯定会采取行动，不仅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健康，也要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做出贡献。”
没错，中国正在迈出惊人的大步，从燃煤发电转向更清洁的发电方式。去年中国新增的9400万千瓦发电装机容量中，近60%使用可再生能源。这其中包括超过1100万千瓦的太阳能，足以为中国的一座小型城市供电，并且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一年的新增装机容量。
目前，太阳能、风电和水电占中国发电装机总量的近三分之一，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不到15%。中国还在进行排放交易系统的试点，有望到2020年建立全国性的碳市场。
但中国对煤炭的依赖还远未结束。化石燃料（主要是煤炭）仍占发电能力的近70%。尽管中国计划大幅增加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重，但咨询机构IHS表示，预计2020年前中国也将新增24800万千瓦的燃煤发电装机容量，相当于每月新建约三座燃煤电厂。
燃煤让中国的城市乌烟瘴气。但在中国试图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之际，其它一些因素突显中国面对的巨大挑战。水电大坝目前是中国遥遥领先的最主要可再生能源，但不可能无止境地建设下去。核电成本高昂。中国的页岩气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煤炭不仅廉价，在身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中，煤炭也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对能源和气候政策领域的官员和顾问的采访似乎表明，中国与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有共同之处。后者曾祈祷：“赐予我贞洁吧，但不是现在。”
没错，中国希望减少排放，但它或许不想以气候科学可能要求的速度迅速减排。
虽然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但中国仍有近1亿人生活在每年2300元人民币（不到400美元）的国家贫困线以下。中国应当在实现与西方可比的生活水平之前像西方那么快地减排——这种观点仍极不受欢迎。“中国不是乍得，”解振华提到的乍得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美国、欧盟或日本。”
他表示，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在人均GDP达到1万至1.5万美元（一些情况下甚至是3万美元）时达到顶峰，而中国的人均GDP还在6000美元左右。
那么，中国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今年9月各国首脑在联合国(UN)阐述各自的气候变化对策时，我们或许将看出一些眉目。
按计划，此次联合国会议将重点关注国际气候谈判。此轮谈判定于在明年后期的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应对碳排放的全球协议。
中国表示，到2020年，其碳排放与GDP的比例将至少比2005年水平降低40%。比起欧盟、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提出的排放量绝对值削减，中国的目标相去甚远。
但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IPCC)最新报告的作者之一、荷兰环境评估局(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的德特勒夫•范维伦(Detlefvan Vuuren)表示，中国的立场可以理解。
他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远远快于欧洲国家，“所以对我们来说，削减排放量绝对值要容易得多。”
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排放量何时将见顶（自然或是受政策努力的影响）？
荷兰环境评估局近期参与了一项大范围的研究，该项研究借助一系列气候-经济模型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大多数模型似乎显示，若没有更严厉的政策，排放增长将至少延续至2050年。
这些模型表明，若要阻止全球气温升高到比工业化之前时期高出2摄氏度（一些科学家称，不应突破这一门槛）的水平，成本效益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国的排放量在2020年后不久见顶。全球气温已经比工业化之前升高了近1摄氏度。
行动可以推迟到2030年以后，但代价将更为高昂，因为那将要求对排放量进行更大幅度的削减。中国能否在2020年就阻止排放量继续上升？
北京一些具有影响力、为国家发改委（解振华担任副主任）等政府部门提供建议的智库和研究机构一直在评估排放量可能在何时见顶。
到9月份联合国峰会时，研究结果可能已经出炉。但研究这一课题的分析人士表示，各方对于现实的见顶日期还存在不少分歧。
“坦白地说，我们预测的结果区间很大，”中国国家气候变化战略中心的邹骥表示，“解振华和苏伟（与解振华一同出席气候谈判的代表）三番五次问我们，哪一份数据更可靠、更合理？”
他表示，困难在于要考虑许多严峻的问题。“人们说：‘哎，煤炭太脏了，把煤矿关掉吧。’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用电需求迅速增加，看上去也无法阻止这一势头。
“此外，煤企雇佣着1000多万人。如果我们关闭一些煤矿，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十分薄弱，失业工人应当如何安排？”
难怪在中国开展研究项目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的气候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表示，围绕碳排放何时见顶的辩论一直问题重重。“五年前的第一项研究称，中国的排放量峰值将在2035年到来。许多中国政府官员表示‘为什么这么说？太早了。’”
中国清华大学的何建坤是气候变化问题上最为资深的顾问之一，最近他花费数月时间权衡大量未知变量，计算中国排放量可能见顶的日期。
这些变量包括：中国增长中的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将以多大的幅度放缓；未来的能源结构将是什么样的；以及工业和交通的效率将提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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