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策利好环境也不够稳定。
2013年，发改委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目进行调整，在淘汰类产品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发泡餐具在被禁十多年后回归市场。而此时，正是环保市场预期大举投资可降解产品生产企业的时候，使可降解产品压力倍增。以当时浙江生产可降解塑料袋的茂达生化环境有限公司为例，该企业生产可降解塑料袋10年，每月最大生产能力八九十吨，但市场对其需求每月只有40吨左右。由于与普通塑料袋相比没有价格优势，该企业只能靠增加产品销量赚钱。本身市场需求小，又没有价格优势，再加上“白色泡沫”这个竞争对手的加入，显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
可降解塑料产品在中国的发展，成了一件任重道远的事。
限塑令：成果有限 差强人意
2008年时，中国出台“限塑令”。一场浩浩荡荡的限制使用塑料袋的改革开始了。
限塑令的核心内容有二：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
一是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
这个政策的思路，就是限制塑料袋的使用。
“限塑令”实行近十年的时间里，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只主要集中体现在超市和商场里。截至2016年，超市、商场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普遍减少了2/3以上。但是在农贸市场等其他市场，“限塑令”的实施差强人意。
有报道称，“限塑令”刚实施时，浙江省人大代表陈飞为了让人们远离塑料袋，曾自掏腰包，向市民免费赠送上万只菜篮子，但推广效果并不好。“篮子我送的数量很多很多了，城市里（推广）效果不好，没有人去重视。这个布袋子民间也搞不起来，民间没有这种权力的。”陈飞说。
一方面，“限塑令”的监管不严，没有被严格执行，也就更难从观念层面上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限塑令”对不少传统塑料生产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以全国最早推行“禁塑令”的吉林省为例，传统塑料生产企业在向可降解塑料生产企业转型的成本还是很高的。首先是可降解技术研发和生产设备更新带来的技术成本，其次还有生物材料和高分子材料带来的原料成本。除此之外，废品率也比较高。
环保部门对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缺乏快速反应
塑料垃圾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早在上世纪末，美国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就高达1300万吨，当时的欧共体每年达450万吨。进入21世纪，不少国家也对塑料产品采取了限制措施（如下表2），比较有成效的是以下几种：
表2 各国“限塑令”【来源：《国外部分国家限制塑料袋使用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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