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难得的是，如此细致的垃圾分类回收规则，竟被市民有效的执行。
日本的垃圾回收以社区为单位，有的社区会有一排垃圾桶，一般都用中韩日英四种语言写着对应的垃圾投放类目。有的社区则是设置固定的垃圾投放地点，然后再按照指定时间派专人把垃圾收好。比如，在东京都港区，每周三、六上午收可燃垃圾，周二上午收资源垃圾。在日本租房，房东在给你钥匙的同时，还会给你一份用各种颜色标注的垃圾回收日历，不同的颜色代表哪天可以扔哪种垃圾。日本的商品包装盒上就印着该商品属于哪种垃圾，并且还有提示回收的方法。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东京的垃圾焚烧厂居然建在市中心。与中国人一般印象中脏臭的垃圾焚烧厂不同，这栋建筑环绕在用垃圾肥料培育成的鲜花绿草中，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个垃圾焚烧厂（如下图2）。它的技术和现代化水平很高。为了防止燃烧过程中有毒气体二噁英的生成，焚烧炉利用850-950摄氏度的高温进行完全燃烧，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监控手段全方位在大屏幕上监控垃圾燃烧的全过程。粉尘要经过电气集尘器的吸附，气体要经过严格过滤，直到达到可排放标准后，再排放至空气中。
图2 建在东京市中心的垃圾处理厂（来源：网络）
日本完善细致的垃圾处理机制，一方面得益于其稳定的家庭模式。家庭主妇专职从事家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社区垃圾回收制才得以建立。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从娃娃抓起”的教育。垃圾分类是日本幼儿园的必修课。在日本，一个人要是不会垃圾分类，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但更重要的是，日本有处理垃圾，包括塑料垃圾在内的完善的法律法规。根据日本修订的《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一年内容器包装材料使用量超过50吨的超市、便利店等零售店铺，有义务自主制定削减购物袋和包装纸的目标，并向政府报告每个年度的削减成绩；相关部门会定期检查各商家减少容器包装材料使用量的进展情况，如发现措施不力的商家，将公布其名字；如仍不改进，环境大臣有权命令其按上报的削减计划执行，必要时还可处以50万日元（约合4168美元）以下的罚款。”
从上述各国的经验中可以看出，不少主权国家都已将塑料垃圾纳入立法程序，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对塑料垃圾进行治理。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塑料垃圾治理行动显然有些滞后。尤其是随着依托于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外卖、物流等行业，伴随着大量垃圾的出现，中国的环保部门理应快速作出治理决策并推动立法。
我国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较为粗放，只有《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宏观层面的法律，而在应对外卖和物流产生的塑料垃圾上，并没有专门的立法。即便是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限塑令”，也只是一个行政法规，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级别。中国的环保部门和立法机构在应对新行业发展带来的塑料垃圾激增问题上，显得有些滞后。（如下表4）
表4 中国出台的与塑料垃圾有关的主要政策3)
长期以来，中国治理环境和垃圾持有的一个思路是“谁污染，谁治理”。
早在1997年时，北京就发布过通知，要求一次性餐盒生产企业强制回收餐盒。当时就采取的就是“谁污染，谁治理”的办法，回收所需费用由一次性餐盒生产企业各自在京销售市场的份额分摊，不依赖财政。回收的目标由政府制定，但政府不出钱。
这并不是孤本。2009年出台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也规定，“国家鼓励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自行或者委托销售者、维修机构、售后服务机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经营者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这里面的逻辑似乎是，相关生产企业从产品中获得了利润，所以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处理责任。但相比于企业自发的回收行为，立法和监管可能更为重要。没有到位的监管和相关的塑料垃圾立法作保障，而寄希望于消费者本身的环保自觉和塑料袋有偿使用的微弱“经济杠杆”，来推行可降解塑料，中国环保部门的塑料垃圾治理和监管，可能还需要下“苦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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