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研究全国最卷环保市场，我们看到5个重要变化｜青山

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经济版图里，长三角始终是最活跃、最具韧性的增长极，也是环保投入最密集、行业竞争最激烈的区域之一。但到了今天，它依然是我们必须重仓的主战场吗？

栏目｜年终特刊 作者｜青山研究院 视觉｜山上小青

年终特刊｜市场篇

特刊标题2025长三角环保市场发展趋势观察

作为青山研究院年终系列特刊——区域市场篇，我们希望把过去多年在长三角地区的长期跟踪、访谈与项目研究系统化地呈现出来。

过去几年，我们清晰地看到政策的逻辑在变，项目的结构在变，企业的打法和竞争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曾经的“兵家必争之地”，在未来 3～5 年，是否依然值得环保企业持续投入？

如果答案是值得，那应该在哪里重仓、如何重仓？哪些领域还存在结构性机会？哪些细分正在悄然转向？哪些城市和市场信号更值得捕捉？

长三角环保市场的历史轨迹

从“大建设”到“深水区”

回望过去15年长三角的环保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补短板的“大建设”时期、提标细化的巩固提升时期，以及如今在“双碳”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结构调整时期。这三个阶段在全国其他地区或多或少也出现过，但在长三角体现得尤为典型、推进得更快。

1、“大干快上”基础环保设施的跨越式补课

经济与产业集聚带来的环保刚需。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密集、工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对环保的需求具有刚性。一方面，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长三角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推进，大量人口和工厂汇聚，污水、垃圾等污染物产生量激增。例如，江苏、浙江两省的工业产值长期占全国约1/4强，经济密度极高，其环境“压力库容比”也居全国前列。

这种背景下，2005-2015年长三角各城市纷纷启动大规模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大型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工业园区集中污水处理中心、危险废物处置中心……一批又一批项目上马。当时的主旋律就是“补短板”——有河就得建污水厂、有垃圾就得上处理设施。那十年间，江苏全省城镇污水处理率从不到60%跃升至95%以上，上海、浙江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迅速追赶至全国领先。

政策和监管倒逼投入。长三角向来是环保监管较严的区域，各项排放标准在全国属于领跑梯队。例如，早在2012年太湖流域就实施特别排放限值，上海率先执行了较严格的生活垃圾焚烧排放标准。这种高标准监管倒逼各地加码投入，加之“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中央加大环保专项资金支持，长三角各地财政和社会资本大量涌入环保领域。

典型如太湖治理工程，无锡“蓝藻事件”后，江苏、浙江投入数百亿元推进环太湖截污治污、河道清淤和生态修复，使得环太湖污水处理厂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升级扩能。再比如苏州河综合整治，上海市在十多年前就关停沿线污染企业，新建了一系列污水截流管道和泵站，被业内称为“压着城市增长的速度在治污”。

市场化与多元主体登场。这个大建设时代，长三角也率先探索了不少市场化模式。上海很早就引入外资/港资参与市政公用项目（如苏伊士、新创建在浦东水务的特许经营），江苏、浙江则诞生了一批本土民营环保企业，他们通过BOT、TOT等模式跑马圈地。例如，苏州创业环境公司在多个县市拿下污水厂BOT，浙江伟明、旺能等民企在本省及周边投资建设了众多垃圾焚烧项目。

从2008年到2016年，全国掀起PPP热潮时，长三角更是走在前列。彼时不少地方政府财力充足，社会资本踊跃，加上示范项目效应，“政府花小钱、企业垫大资”的模式一度大行其道。在长三角这个资本和专业力量云集之地，市政环卫领域的PPP项目数量和质量一度居全国之首。

然而，大干快上的背后也埋下问题部分项目重建设轻运营、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渐显、PPP过度融资隐患等。进入2015年后，“补短板”进入尾声，长三角很多地方的污水、垃圾处理能力已基本满足甚至超过本地需求。例如，到“十三五”末，江苏全省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已达2138万立方米，稳居全国第二 ；浙江在2021年宣布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全省77座焚烧厂总设计能力约9万吨/日，平均负荷率90%左右 。这意味着，长三角环保市场在总体容量上率先达到了“天花板”——增量需求开始放缓，粗放增长告一段落。

2、提标精细从“达标排放”到“提质增效”

进入2015年至今，长三角环保进入巩固提升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几个重要特征是排放标准全面提升、存量设施提标改造、流域综合治理和精细化管理。

领先全国的标准升级。长三角多地在这一轮掀起提标改造浪潮。国务院出台水十条、大气十条后，各地纷纷提高地方标准以巩固前期治污成效。例如，上海在2019年发布严于国标的《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江苏出台新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将原一级A进一步细分为A、B、C、D档，对总氮、总磷等提出更严格控制。

根据江苏省2023年实施的新省标要求，全省现有污水厂需在2025年底前完成提标改造，2026年起全部执行新标准 。南京市因此启动了32座污水处理厂的同步提标升级工程，升级后有5座执行江苏最高的A标准，其余也均执行B/C档，出水水质比此前普遍提升 。

在垃圾焚烧方面，浙江在2023年启动全国最严的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地方标准规定颗粒物、SO、NO一小时均值不高于10/30/80 mg/m³，仅为国标限值的33%、10%和27%，逼近欧盟最高要求 。长三角各地通过率先提标，为环保产业打开了大量存量设施改造和运营提升的市场空间。

存量设施的提质增效。随着增量设施建得差不多了，各地转而琢磨如何把已有设施运行好、效益发挥足。一个直观感受是政府考核从过去盯着“有没有”变成盯“好不好”。比如污水处理，以前验收达标排放即可，如今更关注出水能否进一步回用、污染物削减是否极致、能耗有没有下降。

上海等地近年来推动再生水回用，将部分污水厂出水深度处理供工业和市政使用，一举多得既减少新水取用，又降低河道排放负荷。在苏州、嘉兴等工业密集区，政府支持建设中水回用管网，一些新建园区要求企业使用一定比例再生水。

以南京城东污水处理厂四期为例，新扩建10万方/日处理规模，出水执行江苏最高等级“A标”，作为高品质再生水回用于周边麒麟科技园的景观补水、绿化以及南部新城能源站冷却用水等 。

再如垃圾焚烧，聚焦提高热效率和资源利用——杭州临江环保能源厂通过智能控制，吨垃圾发电量提升到业界领先水平；宁波洞桥焚烧厂迭代炉排和烟气净化技术，将烧剩残渣率从5%降到2%以下，意味着更多垃圾被充分焚烧、更少灰渣需要填埋 。这些精细化运营、挖潜增效的举措体现出长三角环保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红利”的趋势。

流域与区域协同治理。长三角地处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跨界水系众多，过去各城市各管一段，难免出现“上游排污下游治”的窘境。近些年，一体化思维在环保中加强。典型如太湖流域水环境联保，苏浙沪建立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机制，定期会商蓝藻治理和水调度；

又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覆盖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交界地带）探索统一环评标准、跨省河湖联保等。在示范区内，新建污水厂选址和排放标准都不再按行政边界考虑，而是按整个区域的生态功能统筹。

例如示范区内新投运的福建塘污水处理厂，采用全地下建设、出水达到地表Ⅲ类标准，成为跨省交界区域治水“一盘棋”的样板 。又如危废处置领域，长三角率先打破省际壁垒建立了危废跨省转移“白名单”制度，将废酸、废溶剂、废铅蓄电池等纳入区域内优先协同处置清单。上海近年出台方案，明确推动长三角固危废联防联治和处置能力共享，鼓励特定危废在区域内合理流动处置，不再各省画地为牢。

可以说，长三角正在从单纯追求本行政区环境指标，转向区域生态环境共同体的理念，这为环保企业跨区域布局、提供综合服务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对统筹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3、双碳与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进入2020年以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重塑着长三角环保产业的内涵。

一方面，“双碳”目标促使传统环保领域思考如何降低碳排放、提高资源能源产出，比如污水厂尝试污泥厌氧消化产沼气、焚烧厂探索协同处置生物质并余热供暖等。节能环保本身也被定位为战略新兴产业，长三角各地出台政策支持环保技术创新，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环境监测智控等新业态。

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强调效率和效益，过去那种粗放建设、大水大肥投入的模式难以为继。地方政府财政趋紧，更期望环保项目实现“少花钱，多办事”，社会资本也日益谨慎，要求项目有实打实的回报而非盲目竞标。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区域产业转移开始影响长三角环保格局。部分传统高污染产业（如纺织印染、皮革、低端化工）在更严格的环保约束下，要么技改升级，要么将产能外迁到中西部或东南亚。长三角内部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环保需求也从过去“大水大污”的粗放治理，转向更高附加值领域。

比如，随着长三角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和集成电路制造高地，其供应链上的废水废气处理、新污染物治理等成为新增长点。同时，一些发达城市开始输出环保产能援助兄弟省市，如上海、苏州的环保企业参与长江中上游地区污水厂建设运营，以“环保一体化”支撑区域协同发展。

综合来说，2025年的长三角环保市场，已经走过了大兴土木的初级阶段，正处于存量深化和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期。增量空间不像以前那样一片蓝海，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机会——机会正以新的形式出现。

下面，我们通过五个观察到的现象，来透视当前长三角环保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

2025年长三角环保市场的五大态势

长三角的环保行业江湖，今年呈现出许多耐人寻味的发展态势。以下五个，是我们认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深远的它们有的是肉眼可见的数据变化，有的是行业内广泛讨论的话题，背后都透露出市场演变的方向。

态势一“增量见顶，存量加密”——粗放扩张转向精细运营

长期泡在长三角各地的环保同行，大家普遍感受到一个变化“新项目少了，老项目的活儿多了。”这里所说的新项目，指的是大体量的新建项目，比如十万吨级的新污水厂、新垃圾焚烧发电厂。而“老项目的活儿”，则指存量设施的改造升级、精细化运营。

数据可以印证这一点。城镇污水厂方面，“十三五”末长三角核心区城市污水处理率均已超过95%，新增处理能力需求趋缓。例如江苏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规模为460万方/日，相比“十三五”时期大幅下降 。

相反，安排的提标改造任务却很繁重全省近一半污水厂要升级到新的排放标准。南京今年一次性开工了32座污水厂提标工程，如此大规模的存量改造在过去是罕见的 。又如生活垃圾处理方面，上海的十四五规划就明确全市生活垃圾焚烧能力稳定在2.9万吨/日左右，不再一味新建 。

取而代之的是更注重提高现有设施利用和协同处置比如上海已基本无新增焚烧厂空间，但通过改造现有炉排炉和加强分类减量，可以在“零增产能”情况下消化日益增长的垃圾分类产物（厨余、可回收物）。再看浙江，全省已建77座焚烧厂仍保持约90%高负荷运行，“吃不饱”的闲置产能仅出现在个别区域，而且很快通过跨区域调配或燃烧工业固废加以利用 。

这些都表明长三角市政环卫领域的增量市场基本见顶，增长方式由外延扩张转为内涵提升。

从商业角度看，这意味着业务重心转移。过去企业拼命中标新建BOT项目以扩大版图，如今更大的价值可能蕴藏在既有项目的运营提效上。比如，一家运营多座污水厂的公司，现在与其四处争抢新项目，不如深挖存量通过数字化改造降低能耗药耗、叠加污泥和中水业务增加收益。业内已有这样的案例苏州某环保企业对旗下污水厂实施“一厂一策”技改，使平均吨水能耗两年下降15%，同时将改造后富余的产能用于周边工业客户废水接管收费，整体收益率不降反升。

又如垃圾焚烧行业，运营能力成为新的比拼点——过去“谁拿到项目谁盈利”，现在则是“项目人人有，谁运营好谁盈利”。浙江一位焚烧厂厂长感慨“现在股东不问你烧了多少垃圾，只盯着上网电量和综合成本。”为此他们甚至引入了精益管理和数字孪生技术来优化燃烧控制。这种运营为王的导向，在长三角环保圈已经成为共识。

总的来说，“增量见顶”不是末路，而是拐点市场由高速增长期进入成熟深化期。在这个阶段，考验企业的是“内功”——精细化管理、技术迭代和服务质量。对于政府和业主而言，也更倾向把项目交给真懂运营、口碑好的队伍，而非仅仅报价最低者。

这实际上提高了市场进入门槛，但也有助于淘汰掉一些“只会圈项目不善运营”的投机者，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态势二污水提标、再生水利用和流域治理深度捆绑

在长三角做水务，今年另一个显著感受是污水处理不再孤立看KPI，而是和流域水环境目标融为一体。一句话，道出了如今市政水务的新趋势提标改造+再生利用+流域治理，三位一体，协同推进。

我们先来谈提标改造。

提标为了什么？过去污水厂提标，更多是为了满足监管要求，如“所有污水厂出水从一级B提到一级A”。但在长三角，不少地方的提标已经超出一级A，直指更高环境目标。比如苏州吴江、湖州南浔等环太湖地区，部分污水厂提标至准Ⅳ类水，就是为了确保出水进入太湖前水质达标，减轻湖泊富营养化压力。

同样地，杭州余杭区把一座新建污水处理厂出水提到地表Ⅲ类，然后直接作为景观河道的生态补水，通过尾水湿地过渡后流入运河。这种工程使污水处理厂实质上变成了流域治水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个末端达标排放口。所以我们看到，提标的衡量标准也从“达标率”进化为“出水对环境质量的贡献”。江苏近年考核污水厂，增加了出水TN、TP削减量对河流水质改善的评价，引导运营方不仅要让数字合格，更要让河水变清。

接下来，我们看再生利用。

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长三角（南部水多北部水少，夏秋多冬春少），再生水正成为治水、保水的利器。

一方面，通过再生水回用，可以减少污水直接排放总量，有助于流域水污染物总量控制；

另一方面，再生水可以用于河道生态补水，缓解枯水期水质浓度偏高问题。上海在“十四五”规划就明确提出拓展再生水利用，到2025年全市再生水利用率提高到28% 。苏州工业园区早在几年前就建成全国最大的污水深度资源化项目——日供中水20万立方给区内企业用于冷却和生产，极大减轻了园区对外排水量。

南京、合肥等市也在新建高标准再生水厂，将再生水接入市政管网，用于市政绿化、冲厕、景观等。例如合肥滨湖新区建成一座再生水厂，出水可直接饮用级，用于巢湖岸边生态景观，标志着该区域生活污水零排湖的目标达成。

可以说，再生水的推广把治污和供水两篇文章结合起来了它既是污染治理升级，也是水资源利用优化。这在长三角尤为必要，因为这里经济活跃、用水需求大，提高水循环利用率对支撑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流域治理统筹一盘棋。今年长三角不少地方在谈“流域治理3.0”，指的是跳出行政区和单点治理，采取更综合的流域解决方案。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把分散的污水处理设施串珠成链，发挥整体效益。例如太湖流域的各城市就探索建立联合河长制，上下游信息共享、治污项目协同安排。

又如浙江绍兴以曹娥江流域为单元，将沿线多个污水处理厂出水统一调度，有的作为上游生态基流补水，有的集中到下游汇入钱塘江，尽量减少对敏感水域水质的冲击。这种流域层面的调度，需要环保企业具备系统规划和统筹运营能力，不再只是管好某一厂一管。

而长三角的环保公司也在适应这种转变，比如有的企业承接了整个区域“厂-网-河”打包整治项目，要对园区内雨污管网、提升泵站、污水厂和受纳河道一起负责，通过精准治理实现片区水质全面提升。

目前看，这类打包项目难度高、协调面广，但效果往往好于碎片化治理，因而受到政府青睐。长三角水务市场正从“谁能把一个点治好”升级到“谁能把一条河治好”，这无疑提升了进入壁垒，却也为有综合能力的企业提供了广阔舞台。

态势三固废与危废进入“强监管+高门槛+区域协调”新阶段

长三角的固废处理市场，这两年可谓风云变幻。一方面，生活垃圾处理在经历爆发式增长后进入了精细运营和存量竞争期；另一方面，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的监管力度空前提高，合规和集约成为主旋律。

垃圾焚烧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前文提到，长三角各省市的垃圾焚烧产能基本满足需求，有的地方甚至略有过剩。“垃圾不够烧”的话题在业内传开个别焚烧厂因为周边垃圾分类减量、人口增减，出现吃不满的情况。据统计显示，浙江有少数焚烧厂实际垃圾供给量只有设计产能的一半 。

供需反转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运营竞争加剧。以前一个地区只有一座厂，一家独大，现在则可能多厂争夺垃圾来源。为保持炉子不闲着，各家纷纷寻求扩展燃料来源浙江等地率先发布政策，允许垃圾焚烧炉协同处置七大类一般工业固废，包括污泥、废塑料、废纺织品、食品残渣等 。这既解决了一部分工业垃圾出路，又帮焚烧厂提高了热值和负荷，可谓一石二鸟。

在江苏苏南地区，一些焚烧发电厂则尝试与周边县市合作，跨区域调运垃圾来填平淡季缺口。不过也有不乐观的例子某央企在华北投资的多座垃圾发电厂，由于高估了垃圾增长、低估了分类减量，导致产能闲置亏损 。长三角各企业引以为鉴，更加重视项目前期规划和垃圾产量预测。

总的趋势是垃圾焚烧行业门槛提高——拿到资质不算本事，把厂开满、运营盈利才是本事。这带来另一个结果不少江浙垃圾发电龙头开始“走出去”，将富余资本和经验投向中西部或海外市场 。比如浙能锦江、伟明环保等企业已在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沿线拿下多个项目，在外地复制长三角成熟的模式。这有点像本地市场进入稳态后，龙头企业寻找新蓝海的自然选择。

危废处置强监管下的供需再平衡。长三角工业发达，每年产生大量危险废物。从前由于本地处置能力不足，非法跨省倾倒和偷排问题屡有发生，影响极坏 。近几年中央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危废风险，监管呈高压态势。江苏“3·21”响水特大事故后，全省开展了危险化学品和危废的大整治行动，一批不规范经营的危废处置企业被关停并罚，新的危废项目审批极为严格。

供给侧在收缩的同时，需求侧仍在增长，于是各地不得不补短板，加快新增合规产能。例如，安徽在2021年公布全省危废综合利用处置能力达到510万吨/年，相比几年前翻了数倍 。

苏州、宁波等市新建了一批大型危废集中焚烧、填埋设施，努力追上工业产废量的增长。但总体上，危废领域现在进入一个微妙阶段总量上产能逐步充足，结构上还存在不匹配。有的类别（如一般医药化工废液）处置能力相对富余，而另一些类别（如精馏残渣、含卤有机废物）仍然偏紧。

这也是为何长三角推动区域协同的原因，通过跨省调剂来优化资源配置 。今年上海正式落实了长三角危废跨省“白名单”制度，首批试点让部分废酸、废溶剂运往苏皖具备资质的企业处理，缓解上海本地无焚烧产能的压力 。

从市场看，危废企业的竞争焦点从过去拼建设速度，转向拼规范运营和综合服务能力。因为监管严意味着一票违法出局，哪怕你产能够大，如果环保、安全不达标，照样吃不下客户的料。

很多大型产废企业（化工、电子制造等）现在更倾向选择信誉良好、技术全面的危废处置伙伴，即便价格高一些也在所不惜。这对正规军是利好，对那种低价倾销却暗箱操作的小厂则是重击。在长三角，“危废处置行业进入了真正强者恒强、弱者出清的时代”，这是业内朋友对当前局面的评价。

区域协调共治的新探索。长三角率先尝试在固废危废治理上打破行政壁垒。除了前述危废跨省流动的机制外，在生活垃圾层面也出现区域统筹项目。典型如沪苏交界的老港-海门飞地合作上海老港固废基地为缓解自身土地限制，计划与江苏海门合作建设新填埋场和资源利用设施，实现周边地区固废处置统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垃圾不出市”几乎是铁律。

但资源环境的现实压力让长三角开始谋求一体化解决方案。再如建筑垃圾、污泥等固废，跨区域协同处置也在推进，避免一地有闲置产能、一地又无处可去的不平衡。长三角生态环境联合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要发挥区域环保基础设施网络效能，共享富余能力，同时通过差别化收费和补偿机制让输出地和输入地双赢。

这些探索如果成功，未来长三角可能出现“环保飞地”、“区域环境服务中心”等新模式。对于环保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服务范围更广阔，但也需要更强沟通协调能力，懂业务也要懂区域合作政策。

态势四工业废水与园区治理成为新的核心战场

在长三角环保圈有句玩笑“谁能搞定工业园区的环保，谁就掌握了未来。”虽是笑言，却反映了行业共识工业领域的环境服务正在崛起为长三角环保市场的重头戏。

化工园区整治催生刚性需求。长三角分布着众多国家级和省级化工园区，如南京江北、连云港徐圩、宁波石化、上海化学工业区等。过去有些园区环境基础设施薄弱，企业各顾各，偷排漏排时有发生。

尤其2019年响水事故后，江苏开启史上最严化工整治，全省化工园区从50多个压缩到不到30个，企业总数计划控制在1000家以内 。存续下来的园区被要求“提标提级”必须建设完善集中污水处理、雨污分流管网、在线监测和应急池等设施，不达标的限期整改甚至停产。可以说，这波整治把工业园区环境治理的短板一下子揭开了。

为补上这些短板，各园区这几年投入巨资升级环保设施。例如，连云港某新材料产业园新建了零排放工业污水处理中心，将高盐废水蒸发结晶，母液回收，实现工业废水不排入外环境。又如镇江一家化工园请来了专业公司，对园内几十公里管网全面检测修复，所有企业废水先预处理达标再进园区厂统一深度处理，杜绝暗管偷排。

这些投资都是硬性要求，不容省略，因为背后有着“一票否决”的安全环保高压。对于环保企业而言，化工园区整治是巨大市场，但门槛也高治理方案要切实可行，否则出了纰漏连带责任不小。因此往往是行业里技术实力过硬的企业才能拿下此类订单。

新兴产业集群的环保服务蓝海。除了传统化工，长三角还涌现出一批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产业集群，比如宁德时代在嘉兴投建锂电基地，合肥聚集了一批半导体和面板厂，苏州昆山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等。

这些产业看似“高科技”，但其实环保需求一点不低。以锂电池制造为例，生产过程中产生含重金属和有机溶剂的废水、电池正负极材料废渣、电解液废液等，都需要妥善处理。而且这类企业对连续生产要求高，必须保证环保设施稳定运行，否则可能造成生产线停摆。

于是越来越多产业园选择第三方环境综合服务模式由专业环保公司在园区建设运营集中处理中心，提供从废水、固废到废气的一揽子服务，企业缴纳服务费即可。这相当于把企业的环保职能外包，既减轻企业负担，也保证专业化治理水平。

在长三角，这种模式已经有成功案例。比如无锡某集成电路产业园，由一家环保企业运营园区“环境大脑”平台，统一监控各厂排放，并建有公共废水处理站和危废中转站，实现园区层面的环保达标负责制。对于环保公司来说，这种项目收益稳定（服务费由多家企业联保付费），技术上也比单一厂更复杂，竞争者不多，是值得争夺的新蓝海。

在模式创新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工程承包到驻场运营。工业环保不同于市政，更强调定制化和持续服务。许

多环保企业正调整策略，从以前做一个工程交付了事，转向提供驻场式、全过程服务。在长三角一些龙头工业企业内部，能见到环保公司的团队常驻，为其生产线提供7×24小时的环保管家服务。这包含废水站代运维、危废收集打包、VOC治理设施运维等。这样的好处是环保公司对污染工艺了如指掌，可以不断优化治理方案；企业则省心省力，还可免去因环保问题被罚款停产的风险。

当然，这对环保公司的要求是跨界能力强、响应速度快。目前敢于提供这种服务的，多是业内既懂环境又懂工艺的高手公司。在长三角，这些公司已经开始跑马圈地，抢占重点工业客户资源。例如某知名民营环保企业在江浙多家化工园成立子公司，就近服务园内企业，实现“你生产我治污，咱们共同发展”的绑定关系。这种深度介入客户生产的模式，使环保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外围，而成为工业企业生产链条的一环。

未来，随着工业绿色转型要求提高，这类“环境管家”式业务有望大幅增长。长三角的制造业基盘巨大，谁能拿下更多标杆客户，谁就可能在工业环保市场奠定领先地位。

态势五本地龙头与外来劲旅的高强度对撞

长三角向来是各路环保企业必争之地，本地企业林立，外来者也趋之若鹜。当增量市场放缓、蛋糕增速下降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白热化。今年我们明显看到本地龙头公司与外省央企、上市公司在长三角项目上短兵相接，形成了高强度的碰撞。

本地国企稳守主场。长三角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水务、环境集团，它们背靠地方政府，实力不俗，如上海城投环境、苏州水务集团、杭州锦江集团、宁波开投环境等。这些本地国企在市政供排水、垃圾处理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过去大部分项目也都由它们运营。

面对近年来中央企业和外地公司的进入，本地国企表现出很强的防御和进攻意愿。一方面，它们利用自身优势稳固存量市场，比如不少城市的新项目更倾向本地平台公司牵头，以“政府购买服务”或合资模式执行，而非公开招PPP给外人。

另一方面，这些国企也开始“走出去抢项目”。江苏有些地市级环保平台公司，跑到安徽、河南拿下污水处理PPP，就是不甘心市场做小了坐吃山空。

以苏州水务为例，不仅巩固苏州大市范围，还在周边市县拓展供水和污水项目，甚至在西部某省中标了一项流域治理工程，颇有区域环卫诸侯扩土的意味。地缘关系和深耕经验是本地国企的利器熟悉当地情况、人脉通达、资金成本低，使其在竞争中占有天然优势。

外来强手硬闯市场。与此同时，大型央企和跨区域民营企业并未退缩，反而加码投入长三角。这包括中央环保类企业（如三峡集团环境公司、中节能、国家管网下属水务等）、建筑央企旗下环保板块（如中建、水电、水利系统的环境公司），以及一些在全国布局的民营上市公司（如北控水务、中持股份，光大环境、联泰环保等）。

这些选手看重长三角的标杆意义和支付信誉，不惜以激进策略拿单。例如，有央企在某市政污水厂PPP招标中报出极低的水价测算，仅靠央企低成本融资优势强行中标，迫使其他玩家出局。当然，低价竞争也带来隐患，后期运营若控制不好可能亏损。

但对央企来说，在战略区域站稳脚跟、形成示范，比暂时亏损更重要。民营公司则常以技术牌和服务牌取胜比如在青山研究院的调研中，我们看到某外省上市公司在杭州赢得一个工业园区废水项目，就是靠独家技术工艺满足了严苛的排放要求，业主认为本地公司方案达不到标准，只能选它。这说明在高门槛项目上，外来者并非没有机会，只要技术过硬、抓住痛点，同样能后来居上。

当然，本地VS外来，不是简单对立，有时也通过合作结盟实现双赢。今年就出现一些“央地合营”案例比如某央企与上海本地城投合资成立项目公司，共同投资一体化环境项目。

这样央企资金雄厚、本地平台熟悉关系，双方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这被视为一种新的博弈平衡手段。此外，外来公司本地化也成为趋势。不少外地环保企业在长三角设立分公司、聘请本地团队，以融入当地圈子。

相比之下，那些不了解当地规则、靠飞鸟战术投标的公司往往水土不服。长三角的业主普遍理性成熟，既不会排斥外来者，也不迷信本地派，关键看谁能拿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和长久服务能力。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在长三角打拼的企业来说，这种竞争是压力也是动力逼着我们不断提升自己。

如果说十年前长三角环保市场是“谁来都能分杯羹”，现在就是“艺高者得，艺不高者退”。

以上五个现象，有的反映市场供需格局之变，有的揭示竞争态势之变，背后都有更深层的驱动力量。概括起来，就是政策引导、经济转型、环境约束和市场成熟度共同塑造了今天的长三角环保版图。

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到未来几年的机会与挑战究竟在哪里。下面，我们将按细分赛道进一步拆解长三角环保市场的重点战场。

细分赛道拆解

长三角环保的“重点战场”

长三角环保涵盖水、固废、危废、大气、土壤等诸多领域，各赛道的发展阶段和前景不尽相同。下面我们逐一梳理四大细分领域，看看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近年的关键变化，以及2025–2030年可能的机会与约束。

1、市政水务提标深耕，向资源化进发

当前长三角地区市政水务所处阶段可以概括为“深化期”。长三角市政供排水已进入成熟深化阶段。城市污水处理率普遍在95%以上，农村污水治理也大步推进，如江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已超60%并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标 。新增污水厂需求有限，但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成为主题。饮用水方面，城乡供水一体化、提高水质标准是重点，上海等地追求自来水出厂水达直饮水标准。

从近3-5年变化来看

一是污水厂提标改造全面铺开，出水从一级A提高到更高等级甚至类Ⅳ类，在苏浙沪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

二是污水资源化利用提速，各地纷纷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苏州、嘉兴等工业市再生水用于生产冷却和景观补水的量迅速增加。

三是厂网河一体化治理兴起，推动污水管网全覆盖、合流制溢流治理，以及污水溢流在线监控等，以整体改善水体水质。例如南京提升污水收集率到95%，消除黑臭水体 。

四是智慧水务开始落地应用，通过在线监测、大数据优化调度，提高污水厂和泵站运行效率，这在上海和江苏一些城市已有示范项目。

未来几年，市政水务的机会主要在存量升级和创新。例如，将污水厂改造为能源工厂（资源回收污泥制沼、余热利用）；推广分布式中水回用站点，在新城区、产业园就地回用处理出水；区域供水安全联网工程（长三角或推行跨地区应急调水联网，以应对极端干旱或污染事件）。

这些都是蓝海领域。然而约束在于市政项目收益有限，财政付费能力受政府债务影响，社会资本需谨慎投入。此外，监管对运营绩效要求更严，一旦出水不达标、管网溢流等，处罚力度加大。

总体看，市政水务进入精耕细作比拼内功的时代，企业应在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出水品质、资源能源产出方面下功夫，打造标杆项目才能获得持续机会。

2、垃圾焚烧与固废协同处置存量为主，追求质优

固废市场所处阶段可以定义为“成熟调整期”。长三角生活垃圾处理基本实现了从填埋为主到焚烧为主的转变，并接近“零填埋”目标 。各省市焚烧处理能力充裕甚至局部过剩 。因此新增焚烧厂项目稀少，市场转入存量竞争和精细运营阶段。

同时，垃圾分类深化推动前端减量，湿垃圾（厨余）和其他分类物的处理成为新课题，催生协同处置需求，如厨余协同焚烧、飞灰资源化等。一般工业固废领域，长三角产生量巨大（如建筑垃圾、污泥、工业副产石膏等），正探索与生活垃圾处置协同，例如污泥、一般固废掺烧 。

从近3-5年变化来看，最突出的是超低排放改造全面启动，焚烧厂大气排放标准直逼燃气轮机排放水平。如前述浙江在2025-2027年完成全部焚烧厂提标改造 。其次是协同处置拓展垃圾焚烧炉纷纷尝试掺烧污泥、废轮胎、塑料等提高热值和满载率，部分水泥窑也参与协同处置污泥和固废，实现减量化。

再次，飞灰处置和资源化得到重视，江苏、浙江都建设了专门飞灰填埋或等离子熔融项目以解决飞灰出路。产业链延伸方面，一些垃圾发电企业开始涉足再生资源回收、餐厨垃圾处理，打造“固废综合利用园区”，如安徽合肥筹建的有机固废全链条示范基地 。

另外，垃圾分类的深化带来湿垃圾处理能力扩张，各地新建厨余垃圾厂、堆肥厂，使末端处理体系更加复杂多元 。

未来5-10年，垃圾焚烧市场机会主要在技术升级和服务升级。

一是存量提标改造（烟气净化提效、污水零排、噪臭控制提升等）将大量存在，相关工程服务和设备改造有市场。

二是智慧运营，利用AI、大数据优化垃圾焚烧过程，提高发电效率和降低成本，这将成为运营商差异化竞争点。

三是综合园区模式新项目将更少独立焚烧厂，而是以循环经济园形式，与再生资源利用、固废处置设施配套，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谁能承建和运营这样的园区，意味着拿下多个业务模块。

四是区域合作可能出现跨区域共建大型焚烧设施或飞灰安全填埋场，环保企业可参与投资运营。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制约方面的因素，垃圾产生量增速趋缓甚至下降趋势，焚烧行业总收入增速有限；政府补贴（如上网电价补贴、飞灰处置补贴）可能退坡，盈利需靠内部挖潜；居民对焚烧厂的选址和扩建仍敏感，环境风险需高度管控。因此企业在这一领域需要转型为综合环境服务商，而非只做“烧垃圾卖电”的单一玩家。

3、工业废水与园区环境治理高速增长的新核心

工业废水所处阶段实质上处在“成长快速期”。相比市政领域的成熟，工业污染治理在长三角仍具有明显增长潜力。

原因在于工业体系持续升级、新建项目多，同时监管力度前所未有严格，工业企业治污投入需要大幅增加。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正成为环保投入热点。从化工园区废水零排放、电子产业超纯水循环利用，到工业集聚区VOCs统筹治理，园区级环境综合治理需求旺盛。这一领域目前竞争者相对分散，没有绝对龙头，属于跑马圈地阶段。

从近3-5年变化来看，一方面，一批重大工业治污工程上马。如镇江、南通等地化工园建“零直排园区”，投数亿元完善管网和处理设施 ；上汽临港、合肥京东方等龙头企业自建高标准废水处理回用系统；义乌光源园区建成全国首个印染废水近零排放示范。

另一方面，第三方治理模式在工业领域普及。特别是“园区环境第三方治理”被生态环境部大力推广，长三角已有十多个园区开展试点园区管委会通过招标引入环保公司打包治理园内污染，这些公司不仅建设运营公共设施，还提供企业环保顾问、在线监控等服务 。

再者，工业废水细分技术突破涌现。例如高盐高COD废水的蒸发结晶、MVR（机械蒸汽再压缩）技术在化工园得到应用；含难降解物质的制药废水采用新型催化氧化、厌氧反应器等组合工艺，有效降低排放浓度。

长三角的高校和企业联合研发了不少新装备用于这些领域。数字化监管也是变化之一，园区纷纷部署污染源在线监测、视频巡查、管网探漏系统，以智能化手段防范偷排行为，这带动环境信息化产业发展。

工业及园区环保将是未来最具成长性的板块。机会包括

一是园区打包项目大量涌现，如“无废园区”建设、工业集聚区污染治理PPP等，项目体量大、周期长。

二是新污染物治理成为增量点，针对PFAS等新型污染物的处理技术需求将提升，技术领先者可占先机。

三是企业减污降碳协同改造，很多制造业为响应双碳，需要升级环保工艺以降低碳足迹，比如采用更高效废水回用减少取水、废气治理余热利用降低能源消耗等。环保企业可以提供成套解决方案。

四是应急环境服务，政府会更加重视工业事故环境应急能力，可能建设区域性应急处置中心，企业可参与。

然而约束因素在于工业客户对成本非常敏感，环保投入预算波动性大，订单可能不如市政稳定；技术门槛高，非标定制项目多，企业需要很强工程和研发能力才能胜任；此外，工业企业自身也在提高环保内功，某些服务可能内部化。

总体而言，这是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高门槛的领域，能者方可胜任。

长三角深厚的工业基础保证了市场长久存在，但也要求环保公司不断学习掌握各行业生产工艺和污染特征，只有成为复合型专家，才能在这个战场立于不败。

4、危废处置与土壤修复强监管下的稳健增长

危废与土壤市场处在“调整整合期”。长三角危废处置经历前些年的扩能高峰，正进入整合提质阶段。主要省市危废年处置能力均已大幅提高（如安徽510万吨/年 、江苏核准资质产能超1000万吨），总体能满足本区域需求，但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需要优化布局和提高利用率。

土壤修复则属于相对起步晚的领域，但近年因城市更新和乡村污染治理而提上日程，市场规模逐渐扩大。不过土壤修复项目一般财政投入为主，商业模式尚不成熟。

从近3-5年变化来看，危废方面的最大变化是一系列严监管政策出台。生态环境部于2020年发布新版《危险废物名录》和《危废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实施更严格分类管理和全过程监管。长三角各省也出台危废专项规划，提出集中焚烧、填埋设施建设指引。执法层面，对非法倾倒、转移危废的打击力度空前，公安部门介入侦破多起跨省倾倒案件 。

在此背景下，合法合规处置量猛增，企业产废基本都送正规途径，市场需求稳定释放。危废企业因此更注重规范运营和资质升级，不少公司通过技改提高处置标准（如二噁英排放更低，渣滓稳定化更彻底），以满足监管新要求。土壤修复方面，长三角已有一些标志性项目完成，如上海桃浦工业园土壤修复、常州某化工厂污染地块修复等。

这些项目积累了区域地下水和土壤污染数据，推动出台地方土壤治理规划。江苏率先提出到2025年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90%以上，无害化处理土壤若干万吨等目标。各地建立起污染地块名录，在土地出让和开发中强制要求先修复后开发，驱动了修复市场。技术上，原位修复、异位热脱附、稳定化等多种工艺在不同场景应用，土壤修复企业也在通过与地产合作、环境保险等创新降低成本。

危废领域未来机会更多在专业化、区域化和资源化。专业化是指针对细分废物（如锂电池废料、光伏组件废物、医疗废物等）开发特定处置利用技术，满足快速增长的新危废种类需求。区域化则是跨行政统筹，提高设施利用效率，可能出现区域危废中心由多地政府联合授权，企业可参与其中。

资源化方面，大力推进危废中有价值物质回收，如含铜废液提铜、废溶剂回收纯化等，符合双碳和循环经济方向。政策也鼓励“以废治废”，给予再生产品认定和补贴。

一句话，危废处置要从末端销毁向前端资源回收+无害化并重转型。土壤修复的机会在于长三角城镇化再开发带来的场地修复需求仍将释放，不仅工业旧址，农村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农田受污）治理也会增多。

特别是长江沿线生态修复、“长江大保护”项目中，不少涉及岸边化工地块修复、水源地土壤治理等。企业可以与地方政府合作，以PPP或EOD模式（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打包运作，把修复与后续土地开发结合。这有利于解决修复投入大回报低的难题。

约束方面，危废行业可能进入微利时代，因产能总体充裕且监管费用提高，处理价格趋稳甚至下降，企业唯有靠规模和精细管理盈利。

土壤修复则受制于资金来源很多污染地块责任人不明或无力赔付，只能政府埋单，财政预算成为瓶颈。市场不确定性大，需要政策创新如设立土壤修复基金等才能进一步扩大市场。总之，这一板块整体稳中有升，政策驱动强，企业应密切关注法规动向，抢占先发优势领域，同时注意风险管控。

以上从四个主要赛道分析了长三角环保市场的现状与趋势。当然，环保产业还涉及大气治理、环境监测等领域，长三角在超低排放改造、环保装备制造等方面也有独特优势（如江苏的电力超低排放改造全国领先，浙江的环保装备产业基地不断壮大）。

但考虑篇幅，这里不展开。整体来看，长三角环保的各个细分领域都已不再是野蛮生长，而是进入精耕细分、比拼含金量的时代。接下来，我们把视角从行业换到区域，看看在长三角内部，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又有哪些显著差异值得关注。

重点城市与区域差异

同一长三角，不一样的市场打法

长三角并非铁板一块，内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财政状况各有不同，这直接影响了各地环保市场的特点。下面选取上海、苏南、浙北/浙东、合肥圈四个有代表性的区域/城市群，比较它们的政策力度、项目模式、市场开放度和产业机会差异。

上海标杆引领与稳健求实

作为超一线城市，上海的环保工作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标准和理念引领全国，二是行事稳健，重视系统性。上海的政策往往走在前列，例如垃圾分类立法全国首创、到2020年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污水治理提出*“污水全收集、雨污全分流、尾水生态化”*的目标，十四五规划中要求新改建污水厂一律全地下、出水优于国家一级A 。

在监管上，上海环境执法严格知名，企业偷排基本上无所遁形，环保信用评价、第三方审计等机制都很健全。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环境下，环保企业如果能在上海站稳脚跟，几乎相当于拿了“高等级执业许可证”。许多环保公司视上海项目为形象工程，哪怕利润一般也愿意承接，为的是树口碑。

上海市场的另一特点是项目模式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化有但偏谨慎。由于财政实力强，很多环保设施直接由上海本地国企投建运营（如供水和市政污水厂大多归属上海城投、水务集团等）。社会资本进入更多是通过合资合作或技术服务形式。

比较知名的案例如浦东区域供水最初由外资苏伊士参与，如今浦东水务公司已逐步收回控股；环城污水系统曾与威立雅有管理合同合作，也在合同期后由国企全面接管。这体现了上海对公用事业掌控的重视。

当然，上海也有一些PPP项目（如崇明岛生态岛污水PPP）和外包服务项目（如生活垃圾分类运营外包给企业）。但总体上，上海市场对于外来者的要求很高，不仅要你技术好，还要理念契合、有长期服务意愿。

因此，跨国公司和优秀民企在上海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的，例如在危险废物处置领域，法国威立雅运营着上海化工区危废中心，口碑良好多年未被取代；再如苏州河治理工程也曾有民营环保企业深度参与。

简言之，上海环保市场容量巨大但进入不易，它更多属于“强者的游乐场”。如果你的企业技术一流、管理一流、还能理解上海精细化管理的要求，那么上海会给你提供展示舞台，否则宁可缺席。

苏南（苏州、无锡、常州）工业强市的叠加挑战

苏南三市（苏州、无锡、常州）同属江苏发达地区，产业以制造业见长，在环保上有共性也各有侧重。苏州工业产值全国领先，外资民企林立，环保需求量极大，包括普通市政需求和高端工业需求双重。苏州环保市场开放度较高，当地既有苏州环科院等老牌事业单位，也有开明的政府愿意引进外脑。

例如早年中新苏州工业园的供水和污水处理，就由中新合资公司负责，引入新加坡经验。苏州的环保政策务实，政府花钱精打细算。PPP在苏州不算多，更多是竞争性磋商、EPC+运营等模式，因为地方有钱可以自己控盘。

苏州的机会主要在工业废水（昆山、张家港化工园等）、太湖治理（苏州河湖众多，需要持续治水项目），和固废资源回收（苏州再生资源利用全国领先，有一批企业做循环利用）。竞争也激烈，本地有不少优秀企业如苏州吴环、同里环保等深耕各细分。

无锡相对工业底子略弱于苏州，但环境要求非常高——太湖在无锡境内面积广，“太湖治污”是无锡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无锡在水环境治理上投入巨大，从河道清淤、退渔还湖到生活污水全收集，走得很前。无锡环保市场上，本地国企（水务集团、城发环境等）占主导，PPP项目在污水和垃圾方面均有尝试但规模不算特别大。

无锡的工业以新能源、物联网等新兴产业为主，对危废处置、精细废水处理需求上升。当前无锡正打造“无废城市”示范，这为企业提供了参与城市固废统筹规划的机会，如分类收运、建筑垃圾资源化等新领域。

常州以化工和装备制造著称，这两年化工园区整治任务繁重，是江苏关停化工企业最多的地区之一。常州政府对于环保短板的补齐很坚决，比如在危废处置上，常州曾一度产能不足大量外运，现在通过新上数个项目基本平衡。

常州的特色是环保产业自身发达，涌现了天合光能（光伏回收）、格林美（电池回收基地）等一批循环经济企业，环保和新能源产业互动强。这为环境服务企业提供产业链协同的机遇，例如与光伏龙头合作建立硅片切割废液处理中心、锂电企业自带废料资源化工厂等。在市场开放度上，常州介于苏州和无锡之间，有部分PPP但不算泛滥，政府更倾向于引入专业投资人合作而非简单外包。

总的来说，苏南地区环保市场特点是工业排放量大标准高、市政基础扎实要求精，政府对环保肯投入但也希望买到最优性价比。本地企业有实力但不排外，真正有本领的外来者可以在特定领域赢得尊重。

苏南的挑战在于当地环保问题复杂、历史包袱重（如老城区黑臭水体、太湖蓝藻多年治理依然反复），要做好项目需要脚踏实地、连续作战，没有快速牟利的空间。如果你的企业定位服务制造业客户、擅长精细治理，那苏南将是值得深耕的领地。

浙北/浙东（杭州、宁波、绍兴等）民营活力与高标治理

浙江的长三角部分，主要指杭州都会区、宁波都会区以及嘉兴、绍兴、湖州等地。这一带环保工作有两个突出特点民营经济活跃带来的创新活力，以及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居环境要求高。

杭州作为省会，经济发达且数字经济领先，环保管理上也充满创新。杭州的环保市场开放度较高，民营环保企业非常活跃。浙江本土就有不少环保上市公司（伟明、旺能、泰来环保等），政府采购服务时往往更倾向本土企业。

杭州在垃圾分类、污水零直排、小微水体治理等方面追求精细，比如杭州提出建成“无废城市”，要在2025年前完成全市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和所有工业园区零直排达标 。

政府也注重用数字化手段治污，“城市大脑”环保板块、在线监测物联网，都走在前列。杭州市场的机会在智慧环保、生态景观提升等方面。如西湖、西溪湿地的水生态提升工程、亚运会前大气污染防控项目等等，都需要技术型公司参与。

宁波是重工业城市，拥有全国一流的石化产业基地和港口。宁波的环保重点一是海洋和港区环境保护，如码头岸电、船舶污染控制、港区废水废气处理等；二是石化园区三废治理，如镇海炼化、宁波石化区内有超大型炼油化工装置，对污水、危废处置要求极高，近年引入多套尖端处理装备。

宁波民营经济也很发达，当地企业注重环保合规，政府对环境的投入力度不亚于杭州。今年宁波以敢为人先的姿态允许垃圾焚烧厂接纳工业固废，体现出务实和创新并举 。宁波市场对高端危废处置、VOC治理需求旺盛，谁有针对石化行业综合服务能力，谁就很吃香。

同时宁波港口城市特点也催生海洋环保业务，如海岸线修复、港池疏浚底泥处理等，这方面懂行者不多，是个潜在蓝海。

绍兴、嘉兴、湖州等地则各有特色绍兴印染产业集中，废水治理和固废（染料污泥等）利用是老大难，也是机会点，绍兴正在推进印染企业园区化集聚和统一治污，潜在项目很多；

嘉兴靠近上海，承接了不少上海产业转移项目（电子、新能源），环保压力增长较快，同时嘉兴南湖作为红色教育基地，当地对环保尤其是黑臭水体整治要求很高，城市水环境提升项目空间较大；湖州地处太湖南岸，生态环境基础较好，这几年主打生态牌，如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示范区，环保更多与生态旅游、农业面源治理结合，可大能诞生环境治理+农业/文旅的融合项目。

浙江区域环保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总体比苏皖高，本地环保产业也发达，政府乐于引导企业竞争提升专业水平。同时浙江人办事讲究效率和效果，“干不好就换人”较常见。

环保项目常用竞争性比选、服务外包等形式，PPP相对较少（因为浙江财政较殷实）。因此外来企业如果想进浙江，必须拿出硬本领，而且最好在浙江设立本地公司，融入当地圈子。

合肥及皖江城市新兴之势与快速补课

安徽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定位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新兴增长极。其中合肥近年发展迅猛，晋升新一线城市，人口和产业规模大涨，这对环保提出了“边发展边补课”的挑战。

合肥原本环保基础相对沪苏浙稍弱，但近几年趁经济起飞同时大举投入环保基础设施。以生活垃圾为例，安徽全省到2023年建成54座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近4.8万吨，实现城市原生垃圾零填埋，产能规模居全国前列 。

可以说安徽正用5年时间走完沪苏10年的路。合肥市新建了多座大型污水厂、垃圾焚烧厂和危废处置中心，全面赶超平均水平。这种快速“补课”创造了大量项目机会，一批江苏浙江的环保企业承揽了这些工程，如某苏州企业中标合肥十几座乡镇污水处理设施PPP。这表明安徽市场对外来者较开放，特别欢迎经验成熟的长三角企业来服务。

合肥和周边芜湖、马鞍山等皖江城市，产业结构介于传统与新兴并存。一方面老牌产业如钢铁（马钢）、化工、建材存在，需要治理升级；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蔚来、小鹏等落户合肥）、家电电子（美的、长虹）崛起，产生新的环境需求。合肥政府重视环保，提出打造“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城市品牌，对巢湖流域治理、黑臭水体整治投入很大 。

巢湖是合肥的母亲湖，近年来从蓝藻围城到水质逐步好转，背后是一系列系统治理工程（环湖截污、退渔还湿、入湖河流治理等），这对环保企业来说仍有连续不断的项目机会。合肥还规划建设有机固废全链示范基地，整合厨余垃圾、畜禽粪污、污泥、秸秆等协同处置 ，这些项目往往技术复杂、投资较大，适合有实力的综合型环保公司参与。

安徽市场的特点是起步稍晚，潜力较大。对比沪苏浙，安徽环保项目密度稍低、竞争者稍少，政府也有诚意引进先进模式。例如在引入社会资本方面，安徽有些市县比江浙更积极，因为自身资金有限需要外力。今年笔者参与调研发现，安徽一些地级市愿意拿出环保园区运营权给社会资本打包投资，条件颇优惠。这在江浙是不多见的。

因此，对于想开拓长三角又畏惧江苏浙江红海竞争的企业，不妨关注安徽尤其合肥都市圈，它是成长中的市场，既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带来环保需求，也有相对友好的营商环境。在安徽扎根服务，当地政府往往很感激，合作关系可能更牢固。当然，也要注意安徽财政相对弱，选择项目需考虑收益保障机制，不能完全照搬东部模式。

总的来说，长三角内部各区域的环保市场“性格”并不相同上海示范引领却谨慎，苏南发达挑剔，浙北民营活跃创新，皖江后发赶超。企业在长三角布局，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在不同城市采用不同策略。这也再次印证，在环保行业不能搞“大水漫灌”，必须深入了解当地需求、政策倾向和合作偏好，才能有效拓展。

而长三角内各地虽然差异存在，但有一个共同点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是铁律。各地政府都把生态考核作为硬任务，不会因为经济压力就放松环保（至少目前看仍是如此）。这一共识保证了长三角环保投入的连续性，对企业来说是定心丸。

长三角环保市场的底层逻辑

在前面分析基础上，我们不妨跳出微观观察，上升一个视角，从“区域+产业”的维度来思考长三角环保市场运行的底层逻辑。这是理解为什么长三角仍值得重仓，以及怎样重仓的关键。

首先是高密度经济下的刚性环保需求。

长三角占全国不足4%的国土，却贡献接近25%的GDP和约1/3的工业产值。如此高的经济密度，意味着单位面积环境承载压力巨大。环境容量成为稀缺资源，环保投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例如，长三角许多地区每平方公里年产工业废水上千吨，如果没有强力的治污设施，水环境根本无法维持。

再如特大城市上海，日垃圾清运量超2万吨，不及时处理城市难以运转。这些刚性需求不会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而减少，反而因为存量经济体量大而长久存在。这是长三角环保市场的“压舱石”经济越集中，对环保的依赖度越高。

从长远看，哪怕产业转移一些出去，长三角依然保有庞大的存量，需要持续的环境治理和维护。所以，相对于某些人口流出、工业衰退的地区，长三角的环保市场基本盘是稳固且庞大的。区域平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也不会削弱长三角的重要性，只是让其发展更注重质量和协同。这对于环保行业来说，并非坏事，因为高质量发展本身包含更高的环保要求。

其次是领先标准和严格监管倒逼产业升级。

长三角在环保标准和执法上长期领先全国，这在当地早已形成“遵从高要求”的氛围。企业明白，在这里办工厂做项目，必须按最高标准来，没商量。这种倒逼使长三角的环保产业实际上获得了“近水楼台”优势新技术、新设备往往率先在这里落地，因为没有高标准托底，企业无法生存。如上文垃圾焚烧超低排放，浙江企业提早掌握关键技术，未来其他省份跟进时，浙江的装备商和运营商就有先发优势。

同理，江苏污水提标经验、上海垃圾分类模式等，也在全国输出。高要求孕育高能力，长三角环保企业普遍练就了硬功夫，否则难立足。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全国性环保龙头都发源或深耕于此。

对于外地企业来说，把长三角作为样板市场，有助于锤炼内功并获取金字招牌。因此高标准在短期看增加了运营成本，但长期看提高了行业进入壁垒、塑造了品牌价值。而且，严格监管加财政压力，也催生了市场化机制完善。长三角各地为了更有效、更节省地改善环境，乐于采用PPP、第三方运营、环境绩效合同等手段 。这对善于创新商业模式的企业来说，是大展拳脚的空间。

第三是财政与市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

长三角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普遍较高，环保投入意愿强且有能力。像上海、苏州这类城市，每年环保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在3-5%以上不稀奇。充裕的资金确保了很多基础设施建得起、运得转。

同时，长三角政府相对尊重市场规律，在环保领域愿意让专业人做专业事。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在很多项目中充当合作者而非垄断者，欢迎优秀社会资本共建。如浙江某市的垃圾焚烧项目，当地城投占股40%，引入一家民企占60%运营，就是典型混合所有制合作。

这种模式把政府信用和企业效率结合，降低风险的同时提高效益，是长三角常见的博弈平衡方式。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主动发起环保产业基金、环保技术联盟，帮助引导市场。这体现出一种“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结构政策和资金托底方向，大量具体工作由市场竞争来完成。

这一逻辑保证了长三角环保行业的活力和持续改进能力，也难怪这里集聚了全国最多的环保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对行业参与者而言，只要遵循游戏规则，这里的市场既有确定的蛋糕，又有创新的激励，而不是单纯看政府脸色吃饭或野蛮生长无序竞争。

第四是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新机遇。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年多来，在环保领域已经从理念走向实践。比如前述危废跨省转移、跨界河流联合治理等皆是实例。这背后是中央对跨区域环境问题的重视，也是地方谋求协同的内在需求。

随着一体化深入推进，未来可能诞生一些跨省区域性环保项目，如流域生态补偿（上下游治污合作）、区域碳中和联合体（共同建设碳汇基地）、区域环保设施共建共享等。这类项目规模大、政策性强，可能由区域平台（如长三角示范区管委会）牵头。

对于环保企业来说，将来不妨关注和参与这类区域层面的招标或合作，甚至联合跨省的伙伴共同投标。这是在单一城市市场之外的“第二战场”。长三角一体化还意味着标准趋同和资质互认，企业在一省获准的技术和模式更容易复制到邻省，没有以前那种条块分割障碍。这降低了区域扩张成本。

因此，如果把长三角视为一个整体市场，它体量惊人且壁垒正被打破。外省企业进入长三角或本地企业区域拓展，都可以有更大作为。不过，一体化也带来挑战本地企业将面临更多外来竞争者，全域竞合将更加频繁，不进则退。

第五是多元主体的博弈与合作。

长三角环保市场上，有几类主要玩家地方政府及其平台、民营和混合所有制环保企业、中央驻地企业、以及外资及国际组织项目。过去几年，它们之间经历了不少博弈，例如平台公司和民企争PPP、央企和地方队抢项目等。但趋势上看，各方都在调整策略寻求新平衡。

地方政府认识到单靠财政养大环保平台不现实，引入社会资本合作是必需的，同时要做好监管裁判。央企环保板块虽然财力雄厚，但也开始更多与地方接触合作而非纯竞争。民营企业则通过提升技术含量、专注细分领域来避免与巨头硬碰。

竞争仍在，但合作增多，毕竟大家都希望实现双赢局面。举个例子在一个长江岸线修复项目上，地方平台出资占股，央企提供融资担保，民营企业负责施工运营，三方各取所长。如果放在以前，可能地方直接借债干或者央企大包大揽，如今更倾向组合拳，因为这样成功率更高、风险更可控。这种共担共享的机制，也是长三角地区务实精神的体现。

对于企业来说，与不同主体打交道要讲究方式方法对政府平台，要理解其政策和考核压力，帮助其完成任务才能合作长久；对央企对手，可考虑以合作代替竞争，在自己弱势环节借力；对外资和先进机构，则可学习其管理和技术，把自己嵌入其生态圈。长三角不是谁都能单打独斗吃定的市场，而更像一个需要联盟和智慧的竞技场。

概括而言，长三角环保市场的底层逻辑是一套关于需求、标准、机制、协同的综合平衡高密度发展确保需求持续，高标准监管提升行业门槛和能力，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保障投入产出效率，区域协同拓展了边界。这些因素互相作用，使得这里的市场不像过去那样粗放简单，而是进入了精密博弈的新阶段。

对企业来说，这既有挑战——门槛高、对手强，也有机遇——舞台大、回报稳。

重仓长三角

综上分析，如果再让我们回答“长三角环保市场还要不要重仓？” 相信大家的心里应该更有底了。

是的。长三角依然值得我们持续重仓，只是重仓的方式和内容，需要与过去有所不同。

重仓长三角，不是赌某一个项目，而是赌我们的综合实力配得上这个市场。长三角早已不是谁出价低就能赢的地方，而更像一场综合能力的考试。能在这里拿高分，通过的企业，无疑将有更广阔的天地；而跟不上节奏的，可能就要出局。

PS.对了，最后还要真诚的给大家推荐青山研究院今年发布的两份重量级智库报告，一份聚焦环保企业的经营与战略中的重大决策；另一份（准确来是一个系列）则聚焦海外新兴水务市场机会研究。之所以向大家推荐，是因为它们建立在我们作为业内独立第三方智库，在大量深度调研和咨询实践中所积累的第一手认知之上。

这些内容经过近百个咨询项目经验沉淀及系统化梳理，已成为不少企业管理层用于决策讨论与战略研判的重要参考。推出后，我们也收到了大量来自环保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和战略部门负责人的正面反馈。

临近年末，如果您也在思考和探索相关问题，相信这两份报告能够给您带去有价值的参考。

原文标题:深度研究全国最卷环保市场，我们看到5个重要变化｜青山